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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委内瑞拉危机的历史根源

约翰·波加·赫西莫维奇(John Polga-Hecimovich


2014 年反对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抗议者,手背上写着 “自由”(libertad

 读英文原文

读西班牙文

 

20 世纪 70 年代,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率在拉美地区是最高的,而不平等程度是最低的。石油繁荣使得委内瑞拉政府在 1974 年至 1979 年间财政支出(按绝对额)达到独立以来的高点。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大委内瑞拉(Gran Venezuela)的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中也是最高的

委内瑞拉人有世界上最大的苏格兰威士忌消费量,中产阶级开着凯迪拉克和别克,挥霍的上等阶级则飞往迈阿密大肆购物,在那里他们被称为 “这我拿两个!”(dame dos)。政治方面,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曾是 1977 年拉美仅有的三个民主国家。


2010 年首都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广场鸟瞰图。

但是,现在的委内瑞拉深陷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2016 年国家经济据估计缩减 18.6%,预计 2017 年将继续缩减 4.3%6%。2016 年通货膨胀率估计为 290%800%,同年 12 月委内瑞拉已成为拉美历史上第七个经历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尽管政府仍在尽最大努力继续支付,但 2017 年极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债务违约

这场危机造成了惨重的生命代价:粮食和医药短缺婴儿死亡率高涨暴力犯罪率则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1980 年到 2015 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

因为卫生纸、牛奶、食用油、黄油和玉米粉(用于制作该国随处可见的玉米饼 arepas)等商品短缺,产生了许多现象:有专业排队者收取费用代人排队;有数字应用程序帮助居民搜寻稀缺物品;甚至,有怀孕的妇女在排队时候分娩;也有排队者对凶杀案件熟视无睹,平静的继续排队

在过去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委内瑞拉人的体重平均减少约 19 磅,被戏称为 “马杜罗节食法”,以讽刺现任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

2015年示威抗议现场,民众在商店前大排长龙,以取得短缺的基本物资。

公共卫生也一样糟糕。由于医院用完了进口抗生素、手术用品和医疗设备零配件,婴儿死亡率上升了 30%,产妇死亡率上涨 65%,2016 年疟疾感染率上涨 76%。已被认为灭绝的白喉也再次出现了。

据估计,自 1999 年以来已有 250 万人离境,如今委内瑞拉成为向美国提出避难申请的第一大国。与这些破坏性的事态同步发展的,还有这个国家已经从混合体制——一种把民主特质与专制政治结合起来的政治制度——演变成了纯粹的威权主义。政府推迟地方选举,并叫停了反对派于 2016 年 10 月发起的罢免总统马杜罗的公投。

此后,马杜罗企图解散国民大会,由此导致国际反对、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及同党党员的谴责。有分析人士担心,委内瑞拉可能已经处于内战的边缘

卫生纸是委内瑞拉近年来匮乏的基本必需品之一。 2014 年的一张告示牌写着每人限购三包卫生纸。()。三个不同机构的数据,呈现了委内瑞拉从 1998 年至 2016 年的谋杀率()。

这种异乎寻常的经济下滑和民主衰败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委内瑞拉陷入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的陷阱,该国富足的矿产资源并未推动发展,反而削弱了经济与社会的建设性发展。虽然委内瑞拉第四共和国(1958–1998)的民主是持久的,但其质量并不高:政党制度代表性有限,社会中许多部门未被纳入,最终导致了合法性危机。

于对经济形势的不满和对时任政权的不信任,选民在 1998 年投票给民粹主义者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

查韦斯彻底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却没有解决任何根本的政治或经济问题。此外,他花钱大手大脚,对自由民主态度矛盾,而且他与软弱的马杜罗经济管理不善,导致该国陷入如今的危机。

查韦斯总统在 1998 年当选总统之前迎接支持者()。 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查韦斯的精心挑选的继任者,在 2015 年穿着总统肩带()。

石油依赖和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委内瑞拉外交官、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创始成员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Juan Pablo Pérez Alfonzo)预测,委内瑞拉对石油的依赖将使其陷入贫穷。在 70 年代的石油繁荣期间,他曾预言,“十年后,二十年后,你等着瞧;石油会带给我们毁灭……这是恶魔的排泄物。”

他的话应验了。

委内瑞拉的一些邻国也曾长期依赖单一商品出口,但后来出口逐渐多元化;而委内瑞拉则是一个食利型国家(地租型国家,rentier state),完全依赖石油及其衍生物的开采和出口。石油是国家最大的外汇来源,是财政部门最大的贡献者,也是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2016 年石油出口收入占全国 GDP 50% 以上,占出口总额近 96%。


1998 年至 2013 年委内瑞拉石油占出口总收入百分比(作者根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资料制作)。

如此高度依赖导致了 “丰盛悖论”(paradox of plenty) “资源诅咒”,意指一个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国家反而很难促进发展。同时它还导致腐败,因为产生财富的人有限,而政府在分配财富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在代议制度薄弱的地方,石油繁荣——造成繁荣与发展的假象——在增加石油相关收益时,可能削弱政权稳定性,从而削弱国家能力。

这一切都已在委内瑞拉发生,石油依赖已经造成至少三个反复出现的问题。首先,石油依附国家很难将石油租金用于发展强大的国内生产部门。

自然资源开采的丰厚收入阻碍了对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然而基础设施有助于经济多样化发展。委内瑞拉的先哲早已认识到这一挑战。在一篇 1936 年的著名报纸专栏中,作家兼学者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Arturo Uslar Pietri)号召他的同胞们 “种植石油” (sembrar el petróleo,通过利用石油租金来增加国家的生产力、现代化和教育。

委内瑞拉知识分子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呼吁他的同胞用石油利润来发展国家和人民()。 1965 年至 2015 年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总值(灰色),消费总值(黑线)和出口总值(绿色)的图表()。

领导人没能听从他的意见。相反,油价的小幅上涨一直在挫伤非石油行业的成长,这些部门在石油繁荣前的平均增长率为 3.3%,在石油繁荣后则变成 -2.8%。

这导致对石油收入的持续依赖,以牺牲其它行业为代价,并且使风险集中于一项不稳定的商品。如上图所示,石油依赖度从 1998 年以来便有所增长,石油所占出口从 2012 年的 70% 增加到 95% 以上,2016 年据报告为 96%。

第二,在石油繁荣时期,石油租金还可能导致对国外进口的依赖性增加,从而牺牲国内产业。

这是因为新发现的油田或石油价格迅速上涨会使外汇大量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导致货币升值,损害了其他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更加依赖相对便宜的进口货物。当石油收入飞涨时,进口额增加。

然而,当原油价格下跌和石油美元下跌时,正如现在的情形,政府进口货物就变得更加困难,1980 年代的情景、2012 年以来再次的商品短缺,便是如此。在现有条件下,委内瑞拉政府决定优先支付其主权债务,而不是进口更多的货物。

国营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2008 年,大楼外标语写着 “祖国,社会主义或是死亡”。

资源诅咒的第三个后果是结构性腐败(endemic corruption)。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等外来租金的国家,能够开展大规模的公共支出计划,却不必制定财政制度来征税。结果,公民就减少了向政府问责的意识。

此外,当公民的代理人拥有垄断权力、能自由分配重要权利时,腐败的动机也会增加。委内瑞拉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公共部门的腐败至少可以追溯到 1958 年的民主化时期。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石油价格飞涨,对行政权力的横向制衡、以及对国营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A)的监管都有所减少。如今腐败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 1995 年至 2015 年委内瑞拉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较高的数值意味着更高的廉洁度,而数字越低越腐败(图表由作者制作)。

腐败反映在透明国际关于委内瑞拉腐败感知指数的变化上。自 1995 年第一次调查以来,该国一直处于世界最腐败国家的前 10%。而在 2005 年以后该指数继续下跌,反映出民众对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保持清廉公正的信心逐渐减少。

军事,民主化和 “政党统治”(Partyarchy)

军政府传统、起步较晚的民主化以及民主代表性薄弱等政治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的危机。

作为解放者而闻名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是一名军事和政治人物,他在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巴拿马从西班牙的独立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2014 年的一场阅兵式缅怀 2013 年去世的总统查韦斯()。

独立英雄西蒙·玻利瓦尔说过:“厄瓜多尔是一个修道院,哥伦比亚是一所大学,而委内瑞拉是一座军营。” 事实上,委内瑞拉的武装部队一直是政治和国家建设的关键参与者。截至 1858 年胡利安·卡斯特罗(Julián Castro)的军事独裁统治为止,独立后所有的领导人都是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旧军官。

现役和退役军官交替掌权的情况,随着 1899 年光复革命而不再发生。此后直到 1945 年,国家先后遭到军官独裁统治: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Cipriano Castro,1899–1908 在任); 胡安·比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1908–1935 在任); 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Eleazar López Contreras,1935–1941 在任); 以及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Isaías Medina Angarita,1941–1945 在任)。

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总统通过私军夺取政权后于 1899 至 1908 年统治委内瑞拉(左一)。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总统从他的前任手中夺取政权,并从 1908 年一直统治到 1935 年去世(左二)。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总统是他前任的战争部长(Ministro de Guerra),于 1935 年至 1941 年执政(左三)。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总统同样曾担任他前任的战争部长,从 1941 年统治委内瑞拉直到 1945 年()。

委内瑞拉在民主行动党(Acción Democrática, AD)三年时期(el Trienio Adeco, 1945–1948)尝试进行民主选举,但此后很快又受到了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的独裁统治。在内战结束后,军队自视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关键机构。

军队干政意味着民主将迟到。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出现稳定的民主,要一直到 1958 年,委内瑞拉三个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社会基督教党(COPEI)和民主共和联盟(Unión Republicana Democrática, URD))的代表才正式签署了 “菲霍角协议” (Pact of Punto Fijo)

“委内瑞拉民主之父” 罗缪勒·贝坦柯特总统(Rómulo Betancourt)在 1946 年投票()。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总统,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于 1952 年至 1958 年统治,在 1954 年接受美国大使弗莱彻·沃伦(Fletcher Warren)表彰()。

该协议旨在通过选举、内阁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分享以及基本的政府组织规划来维系民主,令委内瑞拉活过了喧嚣的 60 年代、左翼游击队的威胁、以及颠覆国家的企图(由多米尼加共和国右翼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Rafael Leónidas Trujillo)谋划)。不过,在 60 年代民主共和联盟下台后,这份协议却使委内瑞拉的政治体制走向具有排他性的两党竞争制,由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两方争夺权力。

这种两党掌控政府的情形被迈克尔·科珀奇(Michael Coppedge)称为 “政党统治”(Partyarchy):政府民有、党治、党享。其中,社会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采取了一种 “近乎病态的政治控制”,由此保证了稳定但牺牲了代表性。

两党统治依靠协商(concertación),他们或相互协调、或调合军事经济利益,以在重大政策上取得共识。通过庇护主义的方式,他们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有限的代表渠道进行合作,例如利益集团,媒体和法院。

从左至右,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乔维托·维尔巴(Jóvito Villalba)和罗缪勒·贝坦柯特在 1958 年签署菲霍角协议()。社会民主行动党(AD)的标志(右上)。社会基督教党的成员穿着象征该党的绿色衣服,在 2010 年前后一场市长竞选中游行(右下)。

这些限制损害了体制。在 1980 年代,当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庇护主义能用的手段窮盡时,民众对两党和第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的支持逐渐减退。

如果考虑到石油依赖以及民主的僵化程度,委内瑞拉在 60和 70 年代的成就,看起来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当时委内瑞拉的人均 GDP、社会消费和生活质量都有所上升,而且避免了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其他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崩溃,但这些成果终究不是永续的。

这些政治经济状况的根本弱点,为 80 和 90 年代的危机埋下了伏笔,替该国滑向民粹主义、以及替 21 世纪初军队干政铺平了道路。

经济危机与政党统治的瓦解

随着油价在 80 年代初崩溃,经济形势是最先下跌的。高额公共债务、国际贷款的枯竭以及被高估的货币,导致了 1982 年和 1983 年初的大规模资本外逃。

1983 年 2 月 18 日、委内瑞拉人称黑色星期五的那天,政府实行货币管制来阻止通货膨胀(查韦斯在 20 年后也采取了这一措施)。一夜之间,购买力下降了将近 75%。


全球每桶原油价格在 1970 年到 2015 年间发生巨大波动(图表由作者创建)。

政党统治也开始崩溃。

由于低油价以及国际债务利率上升的打击,委内瑞拉政府努力地筹集资金。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试图在 1989 年 2 月采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来解决问题,但这些措施只不过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由此导致了 2 月 27 日的抗议、骚乱与抢掠事件,造成数百平民死亡。


1989 年 2 月和 3 月上旬,警察在卡拉卡斯骚乱(Caracazo)后巡逻。

随后,由陆军中校查韦斯组成的激进的左翼团体 “革命玻利瓦尔 200 运动”(MBR-200)加速了其政变规划。1992 年 2 月的政变尝试并不成功(同年 11 月空军的第二次政变尝试也没有成功),但它标志着菲霍角民主时代的结束。

90 年代紧接着发生了严重的体制危机:1993 年佩雷斯遭到弹劾,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1994–1999 在任)执政期间则有重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伴随而来的还有几十年来最低的国际原油价格。

查韦斯主义:自由民主的侵蚀与民粹主义经济学

政治门外汉出现的条件已经成熟。浮夸而富有魅力的查韦斯利用了选民对政治和经济现状的不满,在 1992 年的政变失败后变得全国闻名。

查韦斯的竞选政纲 “玻利瓦尔主义”(Bolivarianism)企图激进地重构国家,包括经济和政治主权、自给自足、民主社会主义和参与式民主等层面。他承诺将终结委内瑞拉不公正的政治经济体制。 除此之外,他还承诺建立一个制宪大会来修改委内瑞拉的宪法,并将玻利瓦尔主义写进法律。


2012 年查韦斯再次参选的竞选海报()。2013 年查韦斯总统穿戴着他标志性的红色贝雷帽和委内瑞拉国旗运动服()。

作为一个政治门外汉,他声称他会终结公共部门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他承诺消除贫困,扩大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国家服务,并将这些被排斥的群体纳入政治进程。他的竞选策略得以奏效,因为他以 56.2% 的高票击败了保守派亨利克·萨拉斯·罗默(Henrique Salas Römer),并开始了他四个任期中的第一个。

当查韦斯在国民大会中拥有多数(有时是绝对多数)的支持时,他成为极端的人物,采取多数决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反对派的意见和价值观。

在他的煽动性言论中,他用弱小(escuálidos)、腐败的寡头、帝国主义走狗等词汇来诋毁政治对手。他将反动资产阶级成员称为小洋基佬(pitiyanquis),又将政治对手恩里克·卡普里莱斯(Henrique Capriles)称为 “下等的猪”

斗争并不仅仅限于语言。2004 年,国民大会议员路易斯·塔斯科(Luis Tascón)公布了一份名单,包含了在 2003 年和 2004 年请愿罢免查韦斯的上百万委内瑞拉人,使政府开展了针对连署人的歧视措施

在政治上,总统慢慢积累权力,逐渐消除了那些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制约:他限制法院的权力用忠诚者填满军队的各个阶层,把军队融入政治,并完全解散了独立媒体。同时,在 2002 至 2003 年与他敌对的总罢工之后,他将国营石油公司内的反对派清除出去。在有利的经济形势下,他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反对派支离破碎。查韦斯先后在 2000 年、2006 年和 2012 年赢得了连任。


委内瑞拉的 GDP 在 1990 年至 2011 年期间上升,在查韦斯总统执政期间尤其如此()。 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委内瑞拉的街头小贩在 2006 年出售总统查韦斯的玩具模型,以及总统标志性的红色帽子()。

但是,查韦斯对于民主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方便、而非出于坚定信念。当他 1992 年政变失败后,他才把选举作为一种通往权力的途径;此外,他很少容忍多元民主中必有的不同意见。

在他 2013 年去世时,委内瑞拉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独裁统治,而是一个混合政体,政治环境明显向执政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 PSUV)倾斜。

由于政治反对派的失败和经常分裂,自由民主遭受了许多困难。也许最目光短浅而有害的行动,莫过于 2002 年失败的军事政变,使查韦斯有机会质疑这个政治联盟的民主价值观,同时让他得以重组武装力量,将其变为更加偏重意识形态、忠于政权的机构。

2002 至 2003 年反政府大罢工也为他提供理由,解雇大约 18,000 名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员工;随后的抵制和示威活动,往往更有助于巩固政权,并展现了当局的强大优势。2005 年,五个主要反对党由于投票过程的争议退出国会选举,为查韦斯提供了五年的议会绝对多数票和全权制订法律的机会。


查韦斯总统在 2008 年一场委内瑞拉社会民主党会议上()。 2007 年一场集会庆祝查韦斯总统挺过政变行动五周年()。

在经济上,执政党得到了油价激增的帮助,油价从 1999 年的每桶 10 美元上升到 2008 年的 140 多美元。手头宽裕的查韦斯因而得以制订雄心勃勃的国内外政策议程。政府的社会支出主要针对平民阶层,特别是透过 “社会使命”(misiones sociales计划,为穷人提供卫生、教育和食品补贴等国家服务。

根据联合国 “人类发展指数”,2006 至 2011 年石油繁荣的高峰期,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全球第三快的速度提高。从 1999 年到 2009 年,贫困率下降,失业率从 14.5% 下降到 7.6%,人均 GDP 从 4,105 美元增长到 10,810 美元,婴儿死亡率从 1999 年的每 1000 名死亡 20 人下降到 2011 年每 1000 名死亡 13 人。

然而,这些改进大部分是短暂的。正如 70 年代的佩雷斯政府一样,查韦斯的经济改善掩盖了结构性的缺陷和深刻的民主赤字。

2004 年,社会使命课程在委内瑞拉北部教授阅读和写作()。 自 2003 年以来,委内瑞拉人处于赤贫状态的比例有所下降()。

查韦斯并没有建立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也没有创造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来减少经济长期对于石油的依赖,而是继续在国内大肆花销,甚至以优惠的价格向国外出口石油以培育区域盟友。

他还做出了三项昂贵的政策决定:征收民营企业,实行外汇管制,并对许多基本必需品进行价格管制。 随着自 2011 年以来油价的下滑,政府能够进口的货物减少,这三项经济决策的结果是破坏性的。

其中第一个是对许多私营企业进行征用或国有化,包括石油、农业、金融、重工业、钢铁、电信、能源、交通运输和旅游业,这一进程在查韦斯 2007 年再次当选后尤为突出。政府在 2002 至 2006 年间仅仅征用了 15 家私营企业,而 2007 年至 2012 年期间这一数字达到了 1147 个

查韦斯总统在 1990 年代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结盟,向古巴减价石油()。 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委内瑞拉总统于 2007 年签署了协议建立南方银行,这是一个货币基金和贷款机构,向南美左翼各国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支持()。

影响是灾难性的。

征收不仅封闭了生产性部门,而且将其替代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同时还吓跑了投资者。国家征收私营企业破坏了生产部门,从而导致委内瑞拉更加依赖进口。

第二个持续存在问题的政策是外汇管制。为了迫使罢免案交付表决,反对派在 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2 月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大罢工,导致石油停产,产量下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

为了应对收入损失,查韦斯固定了当地玻利瓦尔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并授权政府批准或拒绝任何美元的购买或出售。这个手段是权宜之计,也是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随着美元的下滑,黑市对货币的需求激增,导致一些委内瑞拉人从事所谓的拉斯堡(rasbao和其他形式的套利[譯按:透過信用卡申請美元,出國取得現金後再偷渡回國內黑市出售]。

目前马杜罗政府并未取消货币管制使汇率正常化,而是继续印制更多的钞票,进一步提高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下图对此做出了很好的展示:2003 年通货膨胀率触顶后下降,2009 年上涨,并且自那以后快速上涨。


1960 年至 2015 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作者创建的图表)。

此外,由于外汇管制,私人公司不能进口所需的原材料。由于进口原材料的困难,普利司通(Bridgestone)、克利奥克(Clorox)、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等跨国公司已经退出了该国市场。

在 2016 年初,可口可乐公司因为缺糖,暂时停止了两家装瓶厂的生产。同时,该国最大的酿酒商 Cervecería Polar,由于没有收到进口大麦的外汇而无法生产啤酒。

第三个有害的经济政策,是政府对一系列食品和商品价格的严格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委内瑞拉一直保持对一些关键产品的价格控制,使得穷人能够负担得起基本生活必需品,但是价格控制从来没像查韦斯主义那样深入和广泛。

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将价格设定得如此之低,使得公司和生产者无法在货物上获利,从而导致了稀缺。结果,农民减少食物,制造商削减生产,零售商减少库存。政府的征收加剧了这个问题,因为一些商品如乳制品、糖和咖啡等,过去政府征收了这些私营企业、现在正在尝试营运,但匮乏是存在整个产业中。

无法获得足够的库存,2013 年许多这样的商店都是空的货架()。2014 年一些顾客在杂货店外排队,希望买到摊在外面为数不多的商品()。

总而言之,当油价很高时,查韦斯制定了短期获益但长期亏损的经济决策。由于油价下跌,这些决定已经变得灾难性了。

尼古拉·马杜罗:从不好到更糟

查韦斯在 2013 年去世后,他所选择的继任者马杜罗在 2013 年 4 月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反对派民主团结圆桌会议(Democratic Unity Roundtable, MUD)联盟的亨利克·卡普里莱斯。个人魅力稍逊的马杜罗面临着油价下跌,支持率也因为已故的查韦斯的政策而低走,促使他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高级军官和压制异见联系在一起,使委内瑞拉从混合政体转变为彻底的威权主义政权。

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在 2013 年利用已故总统查韦斯的民众支持获得选票。标语内容:“查韦斯,我发誓,我投票给马杜罗”()。 在 2016 年,在查韦斯去世三周年之际,马杜罗穿着查韦斯的标志性运动服出席纪念已故总统的活动()。

首先,军队正在马杜罗政权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是 “查韦斯主义实际上的下属机构”。在 2016 年 7 月被任命为国家粮食分配领导和人事协调主管以后,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诺·洛佩斯(General Vladimir Padrino López)已经成为该国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2002 年挫败政变以来,查韦斯将政府机构政治化,开展了一系列的清理行动和新的定期调动制度,提名关系密切的高级军官担任政府职务。

其他官员也被指控犯有贩毒腐败行为。马杜罗认识到军队所拥有的巨大力量,以及他们需要通过维持现状维护的既得利益,是以将军队领导人提名至内阁,保护他们免于外国控诉,并在身边安插满军官

尽管价格和外汇管制、征收和对粮食分配的控制等措施,产生了有有害的影响,但政府不愿改变路线。相反,马杜罗的回应是推出更多同类的政策。

总统的经济顾问在制造业和食品供应方面推行更多国家控制,而不是采用正统的宏观经济战略,如放松价格管制,解除复杂的货币兑换管制,或减少流通货币的数量。

委内瑞拉从 1960 年到 2015 年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作者制表)。

此外,官员享有更为便捷获取美元的条件,因而这些受益于外汇兑换制度的官员几乎没有动力解除价格管制。而对查韦斯主义来说,考虑将之前征收和国有化的产业私有化,是绝不可接受的。这些迹象对 2015 年和 2016 年经济连续下行的委内瑞拉而言雪上加霜。

短期情况是严峻的。

石油行业状况不佳,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在 2017 年每桶成交价为 45–55 美元。然而由于损坏的设备遭到闲置,现有油井的产能远低于生产能力,生产量继续下滑。除非油价大幅反弹或政府获得新的信贷额度,否则委内瑞拉高达 100 亿美元的债务将面临违约。

在政治上,马杜罗采取了越来越多的镇压手段,对政治活动和异议表达的合法渠道加以阻挠或破坏,以此来紧紧抓住权力。他把批评和反对者关押为政治犯把政府的公务员中在 2016 年支持罢免公投的人清除出队伍,并把大部分公安机关军事化。查韦斯去世时,有十几名政治拘留犯。如今,全国有超过 117 个


反对拘捕抗议者的活动上,特别提到了受欢迎的政治人物雷欧波尔多·洛佩兹(Leopoldo Lopez),她在 2014 年被捕。(左上)。小孩示威者为她的政治犯母亲要求自由(右上)。 2014 年的一条横幅详细说明了委内瑞拉人为什么抗议:不安全,不公正,物资短缺,审查制度,暴力和腐败。底部的红色框表示:“抗议不是犯罪行为,是权利。”()。

由于政府推迟了地方选举,并于 2016 年 10 月暂停了总统罢免公投,该国现在可归为专制国家。政治对话迄今未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解决或妥协方案

相反,在 3 月 29 日,委内瑞拉最高法院(TSJ)宣布,只要民选的机构仍在 “蔑视法庭”(desacado),它就会承担国民大会的议会职能,在国际压力和幕后谈判导致逆转之前,这实际上等同于解散反对派领导的议会。

这一举动对反对派来说似乎是压垮了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每天都到街上,抗议政府并要求选举。民众与国家安全部队的对抗造成至少 50 人死亡


一名抗议者试图在 2017 年 4 月 “所有游行之母” 期间阻挡警察。

包括拉美政治领袖大联盟棒球运动员、甚至长期对政治事务保持沉默的指挥家古斯塔沃·杜德梅尔(Venezuelan conductor Gustavo Dudamel),都站出来谴责政府的镇压行径。

但政府仍一意孤行。

4 月 19 日 “所有游行之母”(La madre de todas las marchas活动中,抗议者遭到催泪瓦斯驱赶,并被推到加拉加斯污水横流的瓜伊雷河中,之后马杜罗转发了一张照片,指称他们是人类的粪便。5 月 2 日,他要求由他任命的非民主制宪大会制订新宪法,从而引发了进一步的危机。随着情况不断恶化,国家或许很快就会崩溃。


委内瑞拉从 1998 年至 2013 年的自由评级,数值越高代表越不自由。

经验教训

委内瑞拉的不幸提供了一些教训。

在政治上,它表明自由公正的选举是必要的,但对民主来说是不够的:民主需要有效的公民参与、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平等。

同样,它也显示出国家能在威权、民主和混合政体之间轻易转换。像委内瑞拉这种民主化程度较低以及代表有限的国家,民主倒退的风险要高于那些选民具有很高政治效能和代表性的地方。


2004 年对查韦斯总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在经济上,这种经验为资源依赖危害性提供了案例,特别是在那些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的地方。石油拉动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却导致了一种不利于发展的依赖。

与许多依赖大宗商品的国家一样,该国的财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时候比许多人认为的更虚幻。这也表明,目前的油价上涨仅是缓和而非解决问题,因为同样的结构性问题将继续困扰着经济。依赖资源的国家需要找到摆脱资源诅咒恶性循环的方法,以建立他们的生产性经济。

最后,委内瑞拉的危机显示了教条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真正而即时的影响。世界上有很多依赖石油的弱势民主国家,但没有一个经历了委内瑞拉的这种内部崩溃。

查韦斯、马杜罗和统一社会主义党做出了(并继续做出)无谋的政治和经济决定。正如委内瑞拉目前严重的危机本可以避免深陷至此,其他地方也能未雨绸缪。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美国海军学院、美国海军部、美国国防部或美国政府的立场。

作者约翰·波加·赫西莫维奇(John Polga-Hecimovich)系美国海军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政治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拉美政治制度等。译者:刘沁。校对:周义元。中文编辑助理:陳牧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