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波加·赫西莫维奇

^{2014 年反对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抗议者，手背上写着 “自由”（libertad）。}

 

20 世纪 70 年代，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率在拉美地区是最高的，而不平等程度是最低的。石油繁荣使得委内瑞拉政府在 1974 年至 1979 年间财政支出（按绝对额）达到独立以来的高点。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大委内瑞拉（Gran Venezuela）的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中也是最高的。

委内瑞拉人有世界上最大的苏格兰威士忌消费量，中产阶级开着凯迪拉克和别克，挥霍的上等阶级则飞往迈阿密大肆购物，在那里他们被称为 “这我拿两个！”（dame dos）。政治方面，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曾是 1977 年拉美仅有的三个民主国家。

^{2010 年首都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广场鸟瞰图。}

但是，现在的委内瑞拉深陷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2016 年国家经济据估计缩减 18.6%，预计 2017 年将继续缩减 4.3% 至 6%。2016 年通货膨胀率估计为 290% 至 800%，同年 12 月委内瑞拉已成为拉美历史上第七个经历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尽管政府仍在尽最大努力继续支付，但 2017 年极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债务违约。

这场危机造成了惨重的生命代价：粮食和医药短缺，婴儿死亡率高涨，暴力犯罪率则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1980 年到 2015 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

因为卫生纸、牛奶、食用油、黄油和玉米粉（用于制作该国随处可见的玉米饼 arepas）等商品短缺，产生了许多现象：有专业排队者收取费用代人排队；有数字应用程序帮助居民搜寻稀缺物品；甚至，有怀孕的妇女在排队时候分娩；也有排队者对凶杀案件熟视无睹，平静的继续排队。

在过去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委内瑞拉人的体重平均减少约 19 磅，被戏称为 “马杜罗节食法”，以讽刺现任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

^{2015年示威抗议现场，民众在商店前大排长龙，以取得短缺的基本物资。}

公共卫生也一样糟糕。由于医院用完了进口抗生素、手术用品和医疗设备零配件，婴儿死亡率上升了 30%，产妇死亡率上涨 65%，2016 年疟疾感染率上涨 76%。已被认为灭绝的白喉也再次出现了。

据估计，自 1999 年以来已有 250 万人离境，如今委内瑞拉成为向美国提出避难申请的第一大国。与这些破坏性的事态同步发展的，还有这个国家已经从混合体制——一种把民主特质与专制政治结合起来的政治制度——演变成了纯粹的威权主义。政府推迟地方选举，并叫停了反对派于 2016 年 10 月发起的罢免总统马杜罗的公投。

此后，马杜罗企图解散国民大会，由此导致国际反对、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及同党党员的谴责。有分析人士担心，委内瑞拉可能已经处于内战的边缘。

^{卫生纸是委内瑞拉近年来匮乏的基本必需品之一。 2014 年的一张告示牌写着每人限购三包卫生纸。（左）。三个不同机构的数据，呈现了委内瑞拉从 1998 年至 2016 年的谋杀率（右）。}

这种异乎寻常的经济下滑和民主衰败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委内瑞拉陷入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的陷阱，该国富足的矿产资源并未推动发展，反而削弱了经济与社会的建设性发展。虽然委内瑞拉第四共和国（1958–1998）的民主是持久的，但其质量并不高：政党制度代表性有限，社会中许多部门未被纳入，最终导致了合法性危机。

于对经济形势的不满和对时任政权的不信任，选民在 1998 年投票给民粹主义者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

查韦斯彻底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却没有解决任何根本的政治或经济问题。此外，他花钱大手大脚，对自由民主态度矛盾，而且他与软弱的马杜罗经济管理不善，导致该国陷入如今的危机。

^{查韦斯总统在 1998 年当选总统之前迎接支持者（左）。 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查韦斯的精心挑选的继任者，在 2015 年穿着总统肩带（右）。}

石油依赖和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委内瑞拉外交官、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创始成员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Juan Pablo Pérez Alfonzo）预测，委内瑞拉对石油的依赖将使其陷入贫穷。在 70 年代的石油繁荣期间，他曾预言，“十年后，二十年后，你等着瞧；石油会带给我们毁灭……这是恶魔的排泄物。”

他的话应验了。

委内瑞拉的一些邻国也曾长期依赖单一商品出口，但后来出口逐渐多元化；而委内瑞拉则是一个食利型国家（地租型国家，rentier state），完全依赖石油及其衍生物的开采和出口。石油是国家最大的外汇来源，是财政部门最大的贡献者，也是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2016 年石油出口收入占全国 GDP 50% 以上，占出口总额近 96%。

^{1998 年至 2013 年委内瑞拉石油占出口总收入百分比（作者根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资料制作）。}

如此高度依赖导致了 “丰盛悖论”（paradox of plenty）或 “资源诅咒”，意指一个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国家反而很难促进发展。同时它还导致腐败，因为产生财富的人有限，而政府在分配财富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在代议制度薄弱的地方，石油繁荣——造成繁荣与发展的假象——在增加石油相关收益时，可能削弱政权稳定性，从而削弱国家能力。

这一切都已在委内瑞拉发生，石油依赖已经造成至少三个反复出现的问题。首先，石油依附国家很难将石油租金用于发展强大的国内生产部门。

自然资源开采的丰厚收入阻碍了对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然而基础设施有助于经济多样化发展。委内瑞拉的先哲早已认识到这一挑战。在一篇 1936 年的著名报纸专栏中，作家兼学者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Arturo Uslar Pietri）号召他的同胞们 “种植石油” （sembrar el petróleo），通过利用石油租金来增加国家的生产力、现代化和教育。

^{委内瑞拉知识分子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呼吁他的同胞用石油利润来发展国家和人民（左）。 1965 年至 2015 年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总值（灰色），消费总值（黑线）和出口总值（绿色）的图表（右）。}

领导人没能听从他的意见。相反，油价的小幅上涨一直在挫伤非石油行业的成长，这些部门在石油繁荣前的平均增长率为 3.3%，在石油繁荣后则变成 -2.8%。

这导致对石油收入的持续依赖，以牺牲其它行业为代价，并且使风险集中于一项不稳定的商品。如上图所示，石油依赖度从 1998 年以来便有所增长，石油所占出口从 2012 年的 70% 增加到 95% 以上，2016 年据报告为 96%。

第二，在石油繁荣时期，石油租金还可能导致对国外进口的依赖性增加，从而牺牲国内产业。

这是因为新发现的油田或石油价格迅速上涨会使外汇大量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导致货币升值，损害了其他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更加依赖相对便宜的进口货物。当石油收入飞涨时，进口额增加。

然而，当原油价格下跌和石油美元下跌时，正如现在的情形，政府进口货物就变得更加困难，1980 年代的情景、2012 年以来再次的商品短缺，便是如此。在现有条件下，委内瑞拉政府决定优先支付其主权债务，而不是进口更多的货物。

^{国营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2008 年，大楼外标语写着 “祖国，社会主义或是死亡”。}

资源诅咒的第三个后果是结构性腐败（endemic corruption）。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等外来租金的国家，能够开展大规模的公共支出计划，却不必制定财政制度来征税。结果，公民就减少了向政府问责的意识。

此外，当公民的代理人拥有垄断权力、能自由分配重要权利时，腐败的动机也会增加。委内瑞拉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公共部门的腐败至少可以追溯到 1958 年的民主化时期。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石油价格飞涨，对行政权力的横向制衡、以及对国营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A）的监管都有所减少。如今腐败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 1995 年至 2015 年委内瑞拉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较高的数值意味着更高的廉洁度，而数字越低越腐败（图表由作者制作）。}

腐败反映在透明国际关于委内瑞拉腐败感知指数的变化上。自 1995 年第一次调查以来，该国一直处于世界最腐败国家的前 10%。而在 2005 年以后该指数继续下跌，反映出民众对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保持清廉公正的信心逐渐减少。

军事，民主化和 “政党统治”（Partyarchy）

军政府传统、起步较晚的民主化以及民主代表性薄弱等政治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的危机。

^{作为解放者而闻名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是一名军事和政治人物，他在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巴拿马从西班牙的独立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左）。2014 年的一场阅兵式缅怀 2013 年去世的总统查韦斯（右）。}

独立英雄西蒙·玻利瓦尔说过：“厄瓜多尔是一个修道院，哥伦比亚是一所大学，而委内瑞拉是一座军营。” 事实上，委内瑞拉的武装部队一直是政治和国家建设的关键参与者。截至 1858 年胡利安·卡斯特罗（Julián Castro）的军事独裁统治为止，独立后所有的领导人都是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旧军官。

现役和退役军官交替掌权的情况，随着 1899 年光复革命而不再发生。此后直到 1945 年，国家先后遭到军官独裁统治：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Cipriano Castro，1899–1908 在任）; 胡安·比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1908–1935 在任）; 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Eleazar López Contreras，1935–1941 在任）; 以及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Isaías Medina Angarita，1941–1945 在任）。

^{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总统通过私军夺取政权后于 1899 至 1908 年统治委内瑞拉（左一）。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总统从他的前任手中夺取政权，并从 1908 年一直统治到 1935 年去世（左二）。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总统是他前任的战争部长（Ministro de Guerra），于 1935 年至 1941 年执政（左三）。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总统同样曾担任他前任的战争部长，从 1941 年统治委内瑞拉直到 1945 年（右）。}

委内瑞拉在民主行动党（Acción Democrática, AD）三年时期（el Trienio Adeco, 1945–1948）尝试进行民主选举，但此后很快又受到了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的独裁统治。在内战结束后，军队自视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关键机构。

军队干政意味着民主将迟到。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出现稳定的民主，要一直到 1958 年，委内瑞拉三个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社会基督教党（COPEI）和民主共和联盟（Unión Republicana Democrática, URD））的代表才正式签署了 “菲霍角协议” （Pact of Punto Fijo）。

^{“委内瑞拉民主之父” 罗缪勒·贝坦柯特总统（Rómulo Betancourt）在 1946 年投票（左）。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总统，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于 1952 年至 1958 年统治，在 1954 年接受美国大使弗莱彻·沃伦（Fletcher Warren）表彰（右）。}

该协议旨在通过选举、内阁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分享以及基本的政府组织规划来维系民主，令委内瑞拉活过了喧嚣的 60 年代、左翼游击队的威胁、以及颠覆国家的企图（由多米尼加共和国右翼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Rafael Leónidas Trujillo）谋划）。不过，在 60 年代民主共和联盟下台后，这份协议却使委内瑞拉的政治体制走向具有排他性的两党竞争制，由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两方争夺权力。

这种两党掌控政府的情形被迈克尔·科珀奇（Michael Coppedge）称为 “政党统治”（Partyarchy）：政府民有、党治、党享。其中，社会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采取了一种 “近乎病态的政治控制”，由此保证了稳定但牺牲了代表性。

两党统治依靠协商（concertación），他们或相互协调、或调合军事经济利益，以在重大政策上取得共识。通过庇护主义的方式，他们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有限的代表渠道进行合作，例如利益集团，媒体和法院。

^{从左至右，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乔维托·维尔巴（Jóvito Villalba）和罗缪勒·贝坦柯特在 1958 年签署菲霍角协议（左）。社会民主行动党（AD）的标志（右上）。社会基督教党的成员穿着象征该党的绿色衣服，在 2010 年前后一场市长竞选中游行（右下）。}

这些限制损害了体制。在 1980 年代，当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庇护主义能用的手段窮盡时，民众对两党和第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的支持逐渐减退。

如果考虑到石油依赖以及民主的僵化程度，委内瑞拉在 60和 70 年代的成就，看起来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当时委内瑞拉的人均 GDP、社会消费和生活质量都有所上升，而且避免了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其他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崩溃，但这些成果终究不是永续的。

这些政治经济状况的根本弱点，为 80 和 90 年代的危机埋下了伏笔，替该国滑向民粹主义、以及替 21 世纪初军队干政铺平了道路。

经济危机与政党统治的瓦解

随着油价在 80 年代初崩溃，经济形势是最先下跌的。高额公共债务、国际贷款的枯竭以及被高估的货币，导致了 1982 年和 1983 年初的大规模资本外逃。

1983 年 2 月 18 日、委内瑞拉人称黑色星期五的那天，政府实行货币管制来阻止通货膨胀（查韦斯在 20 年后也采取了这一措施）。一夜之间，购买力下降了将近 75%。

^{全球每桶原油价格在 1970 年到 2015 年间发生巨大波动（图表由作者创建）。}

政党统治也开始崩溃。

由于低油价以及国际债务利率上升的打击，委内瑞拉政府努力地筹集资金。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试图在 1989 年 2 月采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来解决问题，但这些措施只不过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由此导致了 2 月 27 日的抗议、骚乱与抢掠事件，造成数百平民死亡。

^{1989 年 2 月和 3 月上旬，警察在卡拉卡斯骚乱（Caracazo）后巡逻。}

随后，由陆军中校查韦斯组成的激进的左翼团体 “革命玻利瓦尔 200 运动”（MBR-200）加速了其政变规划。1992 年 2 月的政变尝试并不成功（同年 11 月空军的第二次政变尝试也没有成功），但它标志着菲霍角民主时代的结束。

90 年代紧接着发生了严重的体制危机：1993 年佩雷斯遭到弹劾，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1994–1999 在任）执政期间则有重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伴随而来的还有几十年来最低的国际原油价格。

查韦斯主义：自由民主的侵蚀与民粹主义经济学

政治门外汉出现的条件已经成熟。浮夸而富有魅力的查韦斯利用了选民对政治和经济现状的不满，在 1992 年的政变失败后变得全国闻名。

查韦斯的竞选政纲 “玻利瓦尔主义”（Bolivarianism）企图激进地重构国家，包括经济和政治主权、自给自足、民主社会主义和参与式民主等层面。他承诺将终结委内瑞拉不公正的政治经济体制。 除此之外，他还承诺建立一个制宪大会来修改委内瑞拉的宪法，并将玻利瓦尔主义写进法律。

^{2012 年查韦斯再次参选的竞选海报（左）。2013 年查韦斯总统穿戴着他标志性的红色贝雷帽和委内瑞拉国旗运动服（右）。}

作为一个政治门外汉，他声称他会终结公共部门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他承诺消除贫困，扩大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国家服务，并将这些被排斥的群体纳入政治进程。他的竞选策略得以奏效，因为他以 56.2% 的高票击败了保守派亨利克·萨拉斯·罗默（Henrique Salas Römer），并开始了他四个任期中的第一个。

当查韦斯在国民大会中拥有多数（有时是绝对多数）的支持时，他成为极端的人物，采取多数决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反对派的意见和价值观。

在他的煽动性言论中，他用弱小（escuálidos）、腐败的寡头、帝国主义走狗等词汇来诋毁政治对手。他将反动资产阶级成员称为小洋基佬（pitiyanquis），又将政治对手恩里克·卡普里莱斯（Henrique Capriles）称为 “下等的猪”。

斗争并不仅仅限于语言。2004 年，国民大会议员路易斯·塔斯科（Luis Tascón）公布了一份名单，包含了在 2003 年和 2004 年请愿罢免查韦斯的上百万委内瑞拉人，使政府开展了针对连署人的歧视措施。

在政治上，总统慢慢积累权力，逐渐消除了那些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制约：他限制法院的权力，用忠诚者填满军队的各个阶层，把军队融入政治，并完全解散了独立媒体。同时，在 2002 至 2003 年与他敌对的总罢工之后，他将国营石油公司内的反对派清除出去。在有利的经济形势下，他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反对派支离破碎。查韦斯先后在 2000 年、2006 年和 2012 年赢得了连任。

^{委内瑞拉的 GDP 在 1990 年至 2011 年期间上升，在查韦斯总统执政期间尤其如此（左）。 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委内瑞拉的街头小贩在 2006 年出售总统查韦斯的玩具模型，以及总统标志性的红色帽子（右）。}

但是，查韦斯对于民主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方便、而非出于坚定信念。当他 1992 年政变失败后，他才把选举作为一种通往权力的途径；此外，他很少容忍多元民主中必有的不同意见。

在他 2013 年去世时，委内瑞拉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独裁统治，而是一个混合政体，政治环境明显向执政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 PSUV）倾斜。

由于政治反对派的失败和经常分裂，自由民主遭受了许多困难。也许最目光短浅而有害的行动，莫过于 2002 年失败的军事政变，使查韦斯有机会质疑这个政治联盟的民主价值观，同时让他得以重组武装力量，将其变为更加偏重意识形态、忠于政权的机构。

2002 至 2003 年反政府大罢工也为他提供理由，解雇大约 18,000 名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员工；随后的抵制和示威活动，往往更有助于巩固政权，并展现了当局的强大优势。2005 年，五个主要反对党由于投票过程的争议退出国会选举，为查韦斯提供了五年的议会绝对多数票和全权制订法律的机会。

^{查韦斯总统在 2008 年一场委内瑞拉社会民主党会议上（左）。 2007 年一场集会庆祝查韦斯总统挺过政变行动五周年（右）。}

在经济上，执政党得到了油价激增的帮助，油价从 1999 年的每桶 10 美元上升到 2008 年的 140 多美元。手头宽裕的查韦斯因而得以制订雄心勃勃的国内外政策议程。政府的社会支出主要针对平民阶层，特别是透过 “社会使命”（misiones sociales）计划，为穷人提供卫生、教育和食品补贴等国家服务。

根据联合国 “人类发展指数”，2006 至 2011 年石油繁荣的高峰期，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全球第三快的速度提高。从 1999 年到 2009 年，贫困率下降，失业率从 14.5% 下降到 7.6%，人均 GDP 从 4,105 美元增长到 10,810 美元，婴儿死亡率从 1999 年的每 1000 名死亡 20 人下降到 2011 年每 1000 名死亡 13 人。

然而，这些改进大部分是短暂的。正如 70 年代的佩雷斯政府一样，查韦斯的经济改善掩盖了结构性的缺陷和深刻的民主赤字。

^{2004 年，社会使命课程在委内瑞拉北部教授阅读和写作（左）。 自 2003 年以来，委内瑞拉人处于赤贫状态的比例有所下降（右）。}

查韦斯并没有建立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也没有创造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来减少经济长期对于石油的依赖，而是继续在国内大肆花销，甚至以优惠的价格向国外出口石油以培育区域盟友。

他还做出了三项昂贵的政策决定：征收民营企业，实行外汇管制，并对许多基本必需品进行价格管制。 随着自 2011 年以来油价的下滑，政府能够进口的货物减少，这三项经济决策的结果是破坏性的。

其中第一个是对许多私营企业进行征用或国有化，包括石油、农业、金融、重工业、钢铁、电信、能源、交通运输和旅游业，这一进程在查韦斯 2007 年再次当选后尤为突出。政府在 2002 至 2006 年间仅仅征用了 15 家私营企业，而 2007 年至 2012 年期间这一数字达到了 1147 个。

^{查韦斯总统在 1990 年代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结盟，向古巴减价石油（左）。 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委内瑞拉总统于 2007 年签署了协议建立南方银行，这是一个货币基金和贷款机构，向南美左翼各国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支持（右）。}

影响是灾难性的。

征收不仅封闭了生产性部门，而且将其替代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同时还吓跑了投资者。国家征收私营企业破坏了生产部门，从而导致委内瑞拉更加依赖进口。

第二个持续存在问题的政策是外汇管制。为了迫使罢免案交付表决，反对派在 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2 月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大罢工，导致石油停产，产量下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

为了应对收入损失，查韦斯固定了当地玻利瓦尔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并授权政府批准或拒绝任何美元的购买或出售。这个手段是权宜之计，也是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随着美元的下滑，黑市对货币的需求激增，导致一些委内瑞拉人从事所谓的拉斯堡（rasbao）和其他形式的套利［譯按：透過信用卡申請美元，出國取得現金後再偷渡回國內黑市出售］。

目前马杜罗政府并未取消货币管制使汇率正常化，而是继续印制更多的钞票，进一步提高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下图对此做出了很好的展示：2003 年通货膨胀率触顶后下降，2009 年上涨，并且自那以后快速上涨。

^{1960 年至 2015 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作者创建的图表）。}

此外，由于外汇管制，私人公司不能进口所需的原材料。由于进口原材料的困难，普利司通（Bridgestone）、克利奥克（Clorox）、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等跨国公司已经退出了该国市场。

在 2016 年初，可口可乐公司因为缺糖，暂时停止了两家装瓶厂的生产。同时，该国最大的酿酒商 Cervecería Polar，由于没有收到进口大麦的外汇而无法生产啤酒。

第三个有害的经济政策，是政府对一系列食品和商品价格的严格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委内瑞拉一直保持对一些关键产品的价格控制，使得穷人能够负担得起基本生活必需品，但是价格控制从来没像查韦斯主义那样深入和广泛。

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将价格设定得如此之低，使得公司和生产者无法在货物上获利，从而导致了稀缺。结果，农民减少食物，制造商削减生产，零售商减少库存。政府的征收加剧了这个问题，因为一些商品如乳制品、糖和咖啡等，过去政府征收了这些私营企业、现在正在尝试营运，但匮乏是存在整个产业中。

^{无法获得足够的库存，2013 年许多这样的商店都是空的货架（左）。2014 年一些顾客在杂货店外排队，希望买到摊在外面为数不多的商品（右）。}

总而言之，当油价很高时，查韦斯制定了短期获益但长期亏损的经济决策。由于油价下跌，这些决定已经变得灾难性了。

尼古拉·马杜罗：从不好到更糟

查韦斯在 2013 年去世后，他所选择的继任者马杜罗在 2013 年 4 月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反对派民主团结圆桌会议（Democratic Unity Roundtable, MUD）联盟的亨利克·卡普里莱斯。个人魅力稍逊的马杜罗面临着油价下跌，支持率也因为已故的查韦斯的政策而低走，促使他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高级军官和压制异见联系在一起，使委内瑞拉从混合政体转变为彻底的威权主义政权。

^{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在 2013 年利用已故总统查韦斯的民众支持获得选票。标语内容：“查韦斯，我发誓，我投票给马杜罗”（上）。 在 2016 年，在查韦斯去世三周年之际，马杜罗穿着查韦斯的标志性运动服出席纪念已故总统的活动（下）。}

首先，军队正在马杜罗政权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是 “查韦斯主义实际上的下属机构”。在 2016 年 7 月被任命为国家粮食分配领导和人事协调主管以后，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诺·洛佩斯（General Vladimir Padrino López）已经成为该国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2002 年挫败政变以来，查韦斯将政府机构政治化，开展了一系列的清理行动和新的定期调动制度，提名关系密切的高级军官担任政府职务。

其他官员也被指控犯有贩毒和腐败行为。马杜罗认识到军队所拥有的巨大力量，以及他们需要通过维持现状维护的既得利益，是以将军队领导人提名至内阁，保护他们免于外国控诉，并在身边安插满军官。

尽管价格和外汇管制、征收和对粮食分配的控制等措施，产生了有有害的影响，但政府不愿改变路线。相反，马杜罗的回应是推出更多同类的政策。

总统的经济顾问在制造业和食品供应方面推行更多国家控制，而不是采用正统的宏观经济战略，如放松价格管制，解除复杂的货币兑换管制，或减少流通货币的数量。

^{委内瑞拉从 1960 年到 2015 年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作者制表）。}

此外，官员享有更为便捷获取美元的条件，因而这些受益于外汇兑换制度的官员几乎没有动力解除价格管制。而对查韦斯主义来说，考虑将之前征收和国有化的产业私有化，是绝不可接受的。这些迹象对 2015 年和 2016 年经济连续下行的委内瑞拉而言雪上加霜。

短期情况是严峻的。

石油行业状况不佳，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在 2017 年每桶成交价为 45–55 美元。然而由于损坏的设备遭到闲置，现有油井的产能远低于生产能力，生产量继续下滑。除非油价大幅反弹或政府获得新的信贷额度，否则委内瑞拉高达 100 亿美元的债务将面临违约。

在政治上，马杜罗采取了越来越多的镇压手段，对政治活动和异议表达的合法渠道加以阻挠或破坏，以此来紧紧抓住权力。他把批评和反对者关押为政治犯，把政府的公务员中在 2016 年支持罢免公投的人清除出队伍，并把大部分公安机关军事化。查韦斯去世时，有十几名政治拘留犯。如今，全国有超过 117 个。

^{反对拘捕抗议者的活动上，特别提到了受欢迎的政治人物雷欧波尔多·洛佩兹（Leopoldo Lopez），她在 2014 年被捕。（左上）。小孩示威者为她的政治犯母亲要求自由（右上）。 2014 年的一条横幅详细说明了委内瑞拉人为什么抗议：不安全，不公正，物资短缺，审查制度，暴力和腐败。底部的红色框表示：“抗议不是犯罪行为，是权利。”（下）。}

由于政府推迟了地方选举，并于 2016 年 10 月暂停了总统罢免公投，该国现在可归为专制国家。政治对话迄今未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解决或妥协方案。

相反，在 3 月 29 日，委内瑞拉最高法院（TSJ）宣布，只要民选的机构仍在 “蔑视法庭”（desacado），它就会承担国民大会的议会职能，在国际压力和幕后谈判导致逆转之前，这实际上等同于解散反对派领导的议会。

这一举动对反对派来说似乎是压垮了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每天都到街上，抗议政府并要求选举。民众与国家安全部队的对抗造成至少 50 人死亡。

^{一名抗议者试图在 2017 年 4 月 “所有游行之母” 期间阻挡警察。}

包括拉美政治领袖、大联盟棒球运动员、甚至长期对政治事务保持沉默的指挥家古斯塔沃·杜德梅尔（Venezuelan conductor Gustavo Dudamel），都站出来谴责政府的镇压行径。

但政府仍一意孤行。

4 月 19 日 “所有游行之母”（La madre de todas las marchas）活动中，抗议者遭到催泪瓦斯驱赶，并被推到加拉加斯污水横流的瓜伊雷河中，之后马杜罗转发了一张照片，指称他们是人类的粪便。5 月 2 日，他要求由他任命的非民主制宪大会制订新宪法，从而引发了进一步的危机。随着情况不断恶化，国家或许很快就会崩溃。

^{委内瑞拉从 1998 年至 2013 年的自由评级，数值越高代表越不自由。}

经验教训

委内瑞拉的不幸提供了一些教训。

在政治上，它表明自由公正的选举是必要的，但对民主来说是不够的：民主需要有效的公民参与、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平等。

同样，它也显示出国家能在威权、民主和混合政体之间轻易转换。像委内瑞拉这种民主化程度较低以及代表有限的国家，民主倒退的风险要高于那些选民具有很高政治效能和代表性的地方。

^{2004 年对查韦斯总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在经济上，这种经验为资源依赖危害性提供了案例，特别是在那些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的地方。石油拉动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却导致了一种不利于发展的依赖。

与许多依赖大宗商品的国家一样，该国的财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时候比许多人认为的更虚幻。这也表明，目前的油价上涨仅是缓和而非解决问题，因为同样的结构性问题将继续困扰着经济。依赖资源的国家需要找到摆脱资源诅咒恶性循环的方法，以建立他们的生产性经济。

最后，委内瑞拉的危机显示了教条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真正而即时的影响。世界上有很多依赖石油的弱势民主国家，但没有一个经历了委内瑞拉的这种内部崩溃。

查韦斯、马杜罗和统一社会主义党做出了（并继续做出）无谋的政治和经济决定。正如委内瑞拉目前严重的危机本可以避免深陷至此，其他地方也能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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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美国海军学院、美国海军部、美国国防部或美国政府的立场。

作者约翰·波加·赫西莫维奇（John Polga-Hecimovich）系美国海军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政治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拉美政治制度等。译者：刘沁。校对：周义元。中文编辑助理：陳牧謙。

约翰·波加·赫西莫维奇（John Polga-Hecimovich）

^{2014 年反对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抗议者，手背上写着 “自由”（libertad）。}

 读英文原文

读西班牙文

 

20 世纪 70 年代，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率在拉美地区是最高的，而不平等程度是最低的。石油繁荣使得委内瑞拉政府在 1974 年至 1979 年间财政支出（按绝对额）达到独立以来的高点。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大委内瑞拉（Gran Venezuela）的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中也是最高的。

委内瑞拉人有世界上最大的苏格兰威士忌消费量，中产阶级开着凯迪拉克和别克，挥霍的上等阶级则飞往迈阿密大肆购物，在那里他们被称为 “这我拿两个！”（dame dos）。政治方面，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曾是 1977 年拉美仅有的三个民主国家。

^{2010 年首都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广场鸟瞰图。}

但是，现在的委内瑞拉深陷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2016 年国家经济据估计缩减 18.6%，预计 2017 年将继续缩减 4.3% 至 6%。2016 年通货膨胀率估计为 290% 至 800%，同年 12 月委内瑞拉已成为拉美历史上第七个经历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尽管政府仍在尽最大努力继续支付，但 2017 年极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债务违约。

这场危机造成了惨重的生命代价：粮食和医药短缺，婴儿死亡率高涨，暴力犯罪率则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1980 年到 2015 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

因为卫生纸、牛奶、食用油、黄油和玉米粉（用于制作该国随处可见的玉米饼 arepas）等商品短缺，产生了许多现象：有专业排队者收取费用代人排队；有数字应用程序帮助居民搜寻稀缺物品；甚至，有怀孕的妇女在排队时候分娩；也有排队者对凶杀案件熟视无睹，平静的继续排队。

在过去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委内瑞拉人的体重平均减少约 19 磅，被戏称为 “马杜罗节食法”，以讽刺现任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

^{2015年示威抗议现场，民众在商店前大排长龙，以取得短缺的基本物资。}

公共卫生也一样糟糕。由于医院用完了进口抗生素、手术用品和医疗设备零配件，婴儿死亡率上升了 30%，产妇死亡率上涨 65%，2016 年疟疾感染率上涨 76%。已被认为灭绝的白喉也再次出现了。

据估计，自 1999 年以来已有 250 万人离境，如今委内瑞拉成为向美国提出避难申请的第一大国。与这些破坏性的事态同步发展的，还有这个国家已经从混合体制——一种把民主特质与专制政治结合起来的政治制度——演变成了纯粹的威权主义。政府推迟地方选举，并叫停了反对派于 2016 年 10 月发起的罢免总统马杜罗的公投。

此后，马杜罗企图解散国民大会，由此导致国际反对、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及同党党员的谴责。有分析人士担心，委内瑞拉可能已经处于内战的边缘。

^{卫生纸是委内瑞拉近年来匮乏的基本必需品之一。 2014 年的一张告示牌写着每人限购三包卫生纸。（左）。三个不同机构的数据，呈现了委内瑞拉从 1998 年至 2016 年的谋杀率（右）。}

这种异乎寻常的经济下滑和民主衰败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委内瑞拉陷入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的陷阱，该国富足的矿产资源并未推动发展，反而削弱了经济与社会的建设性发展。虽然委内瑞拉第四共和国（1958–1998）的民主是持久的，但其质量并不高：政党制度代表性有限，社会中许多部门未被纳入，最终导致了合法性危机。

于对经济形势的不满和对时任政权的不信任，选民在 1998 年投票给民粹主义者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

查韦斯彻底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却没有解决任何根本的政治或经济问题。此外，他花钱大手大脚，对自由民主态度矛盾，而且他与软弱的马杜罗经济管理不善，导致该国陷入如今的危机。

^{查韦斯总统在 1998 年当选总统之前迎接支持者（左）。 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查韦斯的精心挑选的继任者，在 2015 年穿着总统肩带（右）。}

石油依赖和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委内瑞拉外交官、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创始成员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Juan Pablo Pérez Alfonzo）预测，委内瑞拉对石油的依赖将使其陷入贫穷。在 70 年代的石油繁荣期间，他曾预言，“十年后，二十年后，你等着瞧；石油会带给我们毁灭……这是恶魔的排泄物。”

他的话应验了。

委内瑞拉的一些邻国也曾长期依赖单一商品出口，但后来出口逐渐多元化；而委内瑞拉则是一个食利型国家（地租型国家，rentier state），完全依赖石油及其衍生物的开采和出口。石油是国家最大的外汇来源，是财政部门最大的贡献者，也是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2016 年石油出口收入占全国 GDP 50% 以上，占出口总额近 96%。

^{1998 年至 2013 年委内瑞拉石油占出口总收入百分比（作者根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资料制作）。}

如此高度依赖导致了 “丰盛悖论”（paradox of plenty）或 “资源诅咒”，意指一个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国家反而很难促进发展。同时它还导致腐败，因为产生财富的人有限，而政府在分配财富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在代议制度薄弱的地方，石油繁荣——造成繁荣与发展的假象——在增加石油相关收益时，可能削弱政权稳定性，从而削弱国家能力。

这一切都已在委内瑞拉发生，石油依赖已经造成至少三个反复出现的问题。首先，石油依附国家很难将石油租金用于发展强大的国内生产部门。

自然资源开采的丰厚收入阻碍了对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然而基础设施有助于经济多样化发展。委内瑞拉的先哲早已认识到这一挑战。在一篇 1936 年的著名报纸专栏中，作家兼学者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Arturo Uslar Pietri）号召他的同胞们 “种植石油” （sembrar el petróleo），通过利用石油租金来增加国家的生产力、现代化和教育。

^{委内瑞拉知识分子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呼吁他的同胞用石油利润来发展国家和人民（左）。 1965 年至 2015 年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总值（灰色），消费总值（黑线）和出口总值（绿色）的图表（右）。}

领导人没能听从他的意见。相反，油价的小幅上涨一直在挫伤非石油行业的成长，这些部门在石油繁荣前的平均增长率为 3.3%，在石油繁荣后则变成 -2.8%。

这导致对石油收入的持续依赖，以牺牲其它行业为代价，并且使风险集中于一项不稳定的商品。如上图所示，石油依赖度从 1998 年以来便有所增长，石油所占出口从 2012 年的 70% 增加到 95% 以上，2016 年据报告为 96%。

第二，在石油繁荣时期，石油租金还可能导致对国外进口的依赖性增加，从而牺牲国内产业。

这是因为新发现的油田或石油价格迅速上涨会使外汇大量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导致货币升值，损害了其他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更加依赖相对便宜的进口货物。当石油收入飞涨时，进口额增加。

然而，当原油价格下跌和石油美元下跌时，正如现在的情形，政府进口货物就变得更加困难，1980 年代的情景、2012 年以来再次的商品短缺，便是如此。在现有条件下，委内瑞拉政府决定优先支付其主权债务，而不是进口更多的货物。

^{国营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2008 年，大楼外标语写着 “祖国，社会主义或是死亡”。}

资源诅咒的第三个后果是结构性腐败（endemic corruption）。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等外来租金的国家，能够开展大规模的公共支出计划，却不必制定财政制度来征税。结果，公民就减少了向政府问责的意识。

此外，当公民的代理人拥有垄断权力、能自由分配重要权利时，腐败的动机也会增加。委内瑞拉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公共部门的腐败至少可以追溯到 1958 年的民主化时期。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石油价格飞涨，对行政权力的横向制衡、以及对国营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A）的监管都有所减少。如今腐败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 1995 年至 2015 年委内瑞拉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较高的数值意味着更高的廉洁度，而数字越低越腐败（图表由作者制作）。}

腐败反映在透明国际关于委内瑞拉腐败感知指数的变化上。自 1995 年第一次调查以来，该国一直处于世界最腐败国家的前 10%。而在 2005 年以后该指数继续下跌，反映出民众对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保持清廉公正的信心逐渐减少。

军事，民主化和 “政党统治”（Partyarchy）

军政府传统、起步较晚的民主化以及民主代表性薄弱等政治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的危机。

^{作为解放者而闻名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是一名军事和政治人物，他在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巴拿马从西班牙的独立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左）。2014 年的一场阅兵式缅怀 2013 年去世的总统查韦斯（右）。}

独立英雄西蒙·玻利瓦尔说过：“厄瓜多尔是一个修道院，哥伦比亚是一所大学，而委内瑞拉是一座军营。” 事实上，委内瑞拉的武装部队一直是政治和国家建设的关键参与者。截至 1858 年胡利安·卡斯特罗（Julián Castro）的军事独裁统治为止，独立后所有的领导人都是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旧军官。

现役和退役军官交替掌权的情况，随着 1899 年光复革命而不再发生。此后直到 1945 年，国家先后遭到军官独裁统治：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Cipriano Castro，1899–1908 在任）; 胡安·比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1908–1935 在任）; 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Eleazar López Contreras，1935–1941 在任）; 以及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Isaías Medina Angarita，1941–1945 在任）。

^{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总统通过私军夺取政权后于 1899 至 1908 年统治委内瑞拉（左一）。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总统从他的前任手中夺取政权，并从 1908 年一直统治到 1935 年去世（左二）。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总统是他前任的战争部长（Ministro de Guerra），于 1935 年至 1941 年执政（左三）。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总统同样曾担任他前任的战争部长，从 1941 年统治委内瑞拉直到 1945 年（右）。}

委内瑞拉在民主行动党（Acción Democrática, AD）三年时期（el Trienio Adeco, 1945–1948）尝试进行民主选举，但此后很快又受到了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的独裁统治。在内战结束后，军队自视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关键机构。

军队干政意味着民主将迟到。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出现稳定的民主，要一直到 1958 年，委内瑞拉三个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社会基督教党（COPEI）和民主共和联盟（Unión Republicana Democrática, URD））的代表才正式签署了 “菲霍角协议” （Pact of Punto Fijo）。

^{“委内瑞拉民主之父” 罗缪勒·贝坦柯特总统（Rómulo Betancourt）在 1946 年投票（左）。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总统，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于 1952 年至 1958 年统治，在 1954 年接受美国大使弗莱彻·沃伦（Fletcher Warren）表彰（右）。}

该协议旨在通过选举、内阁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分享以及基本的政府组织规划来维系民主，令委内瑞拉活过了喧嚣的 60 年代、左翼游击队的威胁、以及颠覆国家的企图（由多米尼加共和国右翼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Rafael Leónidas Trujillo）谋划）。不过，在 60 年代民主共和联盟下台后，这份协议却使委内瑞拉的政治体制走向具有排他性的两党竞争制，由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两方争夺权力。

这种两党掌控政府的情形被迈克尔·科珀奇（Michael Coppedge）称为 “政党统治”（Partyarchy）：政府民有、党治、党享。其中，社会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采取了一种 “近乎病态的政治控制”，由此保证了稳定但牺牲了代表性。

两党统治依靠协商（concertación），他们或相互协调、或调合军事经济利益，以在重大政策上取得共识。通过庇护主义的方式，他们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有限的代表渠道进行合作，例如利益集团，媒体和法院。

^{从左至右，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乔维托·维尔巴（Jóvito Villalba）和罗缪勒·贝坦柯特在 1958 年签署菲霍角协议（左）。社会民主行动党（AD）的标志（右上）。社会基督教党的成员穿着象征该党的绿色衣服，在 2010 年前后一场市长竞选中游行（右下）。}

这些限制损害了体制。在 1980 年代，当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庇护主义能用的手段窮盡时，民众对两党和第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的支持逐渐减退。

如果考虑到石油依赖以及民主的僵化程度，委内瑞拉在 60和 70 年代的成就，看起来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当时委内瑞拉的人均 GDP、社会消费和生活质量都有所上升，而且避免了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其他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崩溃，但这些成果终究不是永续的。

这些政治经济状况的根本弱点，为 80 和 90 年代的危机埋下了伏笔，替该国滑向民粹主义、以及替 21 世纪初军队干政铺平了道路。

经济危机与政党统治的瓦解

随着油价在 80 年代初崩溃，经济形势是最先下跌的。高额公共债务、国际贷款的枯竭以及被高估的货币，导致了 1982 年和 1983 年初的大规模资本外逃。

1983 年 2 月 18 日、委内瑞拉人称黑色星期五的那天，政府实行货币管制来阻止通货膨胀（查韦斯在 20 年后也采取了这一措施）。一夜之间，购买力下降了将近 75%。

^{全球每桶原油价格在 1970 年到 2015 年间发生巨大波动（图表由作者创建）。}

政党统治也开始崩溃。

由于低油价以及国际债务利率上升的打击，委内瑞拉政府努力地筹集资金。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试图在 1989 年 2 月采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来解决问题，但这些措施只不过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由此导致了 2 月 27 日的抗议、骚乱与抢掠事件，造成数百平民死亡。

^{1989 年 2 月和 3 月上旬，警察在卡拉卡斯骚乱（Caracazo）后巡逻。}

随后，由陆军中校查韦斯组成的激进的左翼团体 “革命玻利瓦尔 200 运动”（MBR-200）加速了其政变规划。1992 年 2 月的政变尝试并不成功（同年 11 月空军的第二次政变尝试也没有成功），但它标志着菲霍角民主时代的结束。

90 年代紧接着发生了严重的体制危机：1993 年佩雷斯遭到弹劾，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1994–1999 在任）执政期间则有重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伴随而来的还有几十年来最低的国际原油价格。

查韦斯主义：自由民主的侵蚀与民粹主义经济学

政治门外汉出现的条件已经成熟。浮夸而富有魅力的查韦斯利用了选民对政治和经济现状的不满，在 1992 年的政变失败后变得全国闻名。

查韦斯的竞选政纲 “玻利瓦尔主义”（Bolivarianism）企图激进地重构国家，包括经济和政治主权、自给自足、民主社会主义和参与式民主等层面。他承诺将终结委内瑞拉不公正的政治经济体制。 除此之外，他还承诺建立一个制宪大会来修改委内瑞拉的宪法，并将玻利瓦尔主义写进法律。

^{2012 年查韦斯再次参选的竞选海报（左）。2013 年查韦斯总统穿戴着他标志性的红色贝雷帽和委内瑞拉国旗运动服（右）。}

作为一个政治门外汉，他声称他会终结公共部门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他承诺消除贫困，扩大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国家服务，并将这些被排斥的群体纳入政治进程。他的竞选策略得以奏效，因为他以 56.2% 的高票击败了保守派亨利克·萨拉斯·罗默（Henrique Salas Römer），并开始了他四个任期中的第一个。

当查韦斯在国民大会中拥有多数（有时是绝对多数）的支持时，他成为极端的人物，采取多数决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反对派的意见和价值观。

在他的煽动性言论中，他用弱小（escuálidos）、腐败的寡头、帝国主义走狗等词汇来诋毁政治对手。他将反动资产阶级成员称为小洋基佬（pitiyanquis），又将政治对手恩里克·卡普里莱斯（Henrique Capriles）称为 “下等的猪”。

斗争并不仅仅限于语言。2004 年，国民大会议员路易斯·塔斯科（Luis Tascón）公布了一份名单，包含了在 2003 年和 2004 年请愿罢免查韦斯的上百万委内瑞拉人，使政府开展了针对连署人的歧视措施。

在政治上，总统慢慢积累权力，逐渐消除了那些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制约：他限制法院的权力，用忠诚者填满军队的各个阶层，把军队融入政治，并完全解散了独立媒体。同时，在 2002 至 2003 年与他敌对的总罢工之后，他将国营石油公司内的反对派清除出去。在有利的经济形势下，他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反对派支离破碎。查韦斯先后在 2000 年、2006 年和 2012 年赢得了连任。

^{委内瑞拉的 GDP 在 1990 年至 2011 年期间上升，在查韦斯总统执政期间尤其如此（左）。 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委内瑞拉的街头小贩在 2006 年出售总统查韦斯的玩具模型，以及总统标志性的红色帽子（右）。}

但是，查韦斯对于民主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方便、而非出于坚定信念。当他 1992 年政变失败后，他才把选举作为一种通往权力的途径；此外，他很少容忍多元民主中必有的不同意见。

在他 2013 年去世时，委内瑞拉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独裁统治，而是一个混合政体，政治环境明显向执政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 PSUV）倾斜。

由于政治反对派的失败和经常分裂，自由民主遭受了许多困难。也许最目光短浅而有害的行动，莫过于 2002 年失败的军事政变，使查韦斯有机会质疑这个政治联盟的民主价值观，同时让他得以重组武装力量，将其变为更加偏重意识形态、忠于政权的机构。

2002 至 2003 年反政府大罢工也为他提供理由，解雇大约 18,000 名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员工；随后的抵制和示威活动，往往更有助于巩固政权，并展现了当局的强大优势。2005 年，五个主要反对党由于投票过程的争议退出国会选举，为查韦斯提供了五年的议会绝对多数票和全权制订法律的机会。

^{查韦斯总统在 2008 年一场委内瑞拉社会民主党会议上（左）。 2007 年一场集会庆祝查韦斯总统挺过政变行动五周年（右）。}

在经济上，执政党得到了油价激增的帮助，油价从 1999 年的每桶 10 美元上升到 2008 年的 140 多美元。手头宽裕的查韦斯因而得以制订雄心勃勃的国内外政策议程。政府的社会支出主要针对平民阶层，特别是透过 “社会使命”（misiones sociales）计划，为穷人提供卫生、教育和食品补贴等国家服务。

根据联合国 “人类发展指数”，2006 至 2011 年石油繁荣的高峰期，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全球第三快的速度提高。从 1999 年到 2009 年，贫困率下降，失业率从 14.5% 下降到 7.6%，人均 GDP 从 4,105 美元增长到 10,810 美元，婴儿死亡率从 1999 年的每 1000 名死亡 20 人下降到 2011 年每 1000 名死亡 13 人。

然而，这些改进大部分是短暂的。正如 70 年代的佩雷斯政府一样，查韦斯的经济改善掩盖了结构性的缺陷和深刻的民主赤字。

^{2004 年，社会使命课程在委内瑞拉北部教授阅读和写作（左）。 自 2003 年以来，委内瑞拉人处于赤贫状态的比例有所下降（右）。}

查韦斯并没有建立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也没有创造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来减少经济长期对于石油的依赖，而是继续在国内大肆花销，甚至以优惠的价格向国外出口石油以培育区域盟友。

他还做出了三项昂贵的政策决定：征收民营企业，实行外汇管制，并对许多基本必需品进行价格管制。 随着自 2011 年以来油价的下滑，政府能够进口的货物减少，这三项经济决策的结果是破坏性的。

其中第一个是对许多私营企业进行征用或国有化，包括石油、农业、金融、重工业、钢铁、电信、能源、交通运输和旅游业，这一进程在查韦斯 2007 年再次当选后尤为突出。政府在 2002 至 2006 年间仅仅征用了 15 家私营企业，而 2007 年至 2012 年期间这一数字达到了 1147 个。

^{查韦斯总统在 1990 年代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结盟，向古巴减价石油（左）。 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委内瑞拉总统于 2007 年签署了协议建立南方银行，这是一个货币基金和贷款机构，向南美左翼各国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支持（右）。}

影响是灾难性的。

征收不仅封闭了生产性部门，而且将其替代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同时还吓跑了投资者。国家征收私营企业破坏了生产部门，从而导致委内瑞拉更加依赖进口。

第二个持续存在问题的政策是外汇管制。为了迫使罢免案交付表决，反对派在 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2 月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大罢工，导致石油停产，产量下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

为了应对收入损失，查韦斯固定了当地玻利瓦尔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并授权政府批准或拒绝任何美元的购买或出售。这个手段是权宜之计，也是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随着美元的下滑，黑市对货币的需求激增，导致一些委内瑞拉人从事所谓的拉斯堡（rasbao）和其他形式的套利［譯按：透過信用卡申請美元，出國取得現金後再偷渡回國內黑市出售］。

目前马杜罗政府并未取消货币管制使汇率正常化，而是继续印制更多的钞票，进一步提高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下图对此做出了很好的展示：2003 年通货膨胀率触顶后下降，2009 年上涨，并且自那以后快速上涨。

^{1960 年至 2015 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作者创建的图表）。}

此外，由于外汇管制，私人公司不能进口所需的原材料。由于进口原材料的困难，普利司通（Bridgestone）、克利奥克（Clorox）、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等跨国公司已经退出了该国市场。

在 2016 年初，可口可乐公司因为缺糖，暂时停止了两家装瓶厂的生产。同时，该国最大的酿酒商 Cervecería Polar，由于没有收到进口大麦的外汇而无法生产啤酒。

第三个有害的经济政策，是政府对一系列食品和商品价格的严格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委内瑞拉一直保持对一些关键产品的价格控制，使得穷人能够负担得起基本生活必需品，但是价格控制从来没像查韦斯主义那样深入和广泛。

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将价格设定得如此之低，使得公司和生产者无法在货物上获利，从而导致了稀缺。结果，农民减少食物，制造商削减生产，零售商减少库存。政府的征收加剧了这个问题，因为一些商品如乳制品、糖和咖啡等，过去政府征收了这些私营企业、现在正在尝试营运，但匮乏是存在整个产业中。

^{无法获得足够的库存，2013 年许多这样的商店都是空的货架（左）。2014 年一些顾客在杂货店外排队，希望买到摊在外面为数不多的商品（右）。}

总而言之，当油价很高时，查韦斯制定了短期获益但长期亏损的经济决策。由于油价下跌，这些决定已经变得灾难性了。

尼古拉·马杜罗：从不好到更糟

查韦斯在 2013 年去世后，他所选择的继任者马杜罗在 2013 年 4 月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反对派民主团结圆桌会议（Democratic Unity Roundtable, MUD）联盟的亨利克·卡普里莱斯。个人魅力稍逊的马杜罗面临着油价下跌，支持率也因为已故的查韦斯的政策而低走，促使他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高级军官和压制异见联系在一起，使委内瑞拉从混合政体转变为彻底的威权主义政权。

^{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在 2013 年利用已故总统查韦斯的民众支持获得选票。标语内容：“查韦斯，我发誓，我投票给马杜罗”（上）。 在 2016 年，在查韦斯去世三周年之际，马杜罗穿着查韦斯的标志性运动服出席纪念已故总统的活动（下）。}

首先，军队正在马杜罗政权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是 “查韦斯主义实际上的下属机构”。在 2016 年 7 月被任命为国家粮食分配领导和人事协调主管以后，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诺·洛佩斯（General Vladimir Padrino López）已经成为该国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2002 年挫败政变以来，查韦斯将政府机构政治化，开展了一系列的清理行动和新的定期调动制度，提名关系密切的高级军官担任政府职务。

其他官员也被指控犯有贩毒和腐败行为。马杜罗认识到军队所拥有的巨大力量，以及他们需要通过维持现状维护的既得利益，是以将军队领导人提名至内阁，保护他们免于外国控诉，并在身边安插满军官。

尽管价格和外汇管制、征收和对粮食分配的控制等措施，产生了有有害的影响，但政府不愿改变路线。相反，马杜罗的回应是推出更多同类的政策。

总统的经济顾问在制造业和食品供应方面推行更多国家控制，而不是采用正统的宏观经济战略，如放松价格管制，解除复杂的货币兑换管制，或减少流通货币的数量。

^{委内瑞拉从 1960 年到 2015 年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作者制表）。}

此外，官员享有更为便捷获取美元的条件，因而这些受益于外汇兑换制度的官员几乎没有动力解除价格管制。而对查韦斯主义来说，考虑将之前征收和国有化的产业私有化，是绝不可接受的。这些迹象对 2015 年和 2016 年经济连续下行的委内瑞拉而言雪上加霜。

短期情况是严峻的。

石油行业状况不佳，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在 2017 年每桶成交价为 45–55 美元。然而由于损坏的设备遭到闲置，现有油井的产能远低于生产能力，生产量继续下滑。除非油价大幅反弹或政府获得新的信贷额度，否则委内瑞拉高达 100 亿美元的债务将面临违约。

在政治上，马杜罗采取了越来越多的镇压手段，对政治活动和异议表达的合法渠道加以阻挠或破坏，以此来紧紧抓住权力。他把批评和反对者关押为政治犯，把政府的公务员中在 2016 年支持罢免公投的人清除出队伍，并把大部分公安机关军事化。查韦斯去世时，有十几名政治拘留犯。如今，全国有超过 117 个。

^{反对拘捕抗议者的活动上，特别提到了受欢迎的政治人物雷欧波尔多·洛佩兹（Leopoldo Lopez），她在 2014 年被捕。（左上）。小孩示威者为她的政治犯母亲要求自由（右上）。 2014 年的一条横幅详细说明了委内瑞拉人为什么抗议：不安全，不公正，物资短缺，审查制度，暴力和腐败。底部的红色框表示：“抗议不是犯罪行为，是权利。”（下）。}

由于政府推迟了地方选举，并于 2016 年 10 月暂停了总统罢免公投，该国现在可归为专制国家。政治对话迄今未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解决或妥协方案。

相反，在 3 月 29 日，委内瑞拉最高法院（TSJ）宣布，只要民选的机构仍在 “蔑视法庭”（desacado），它就会承担国民大会的议会职能，在国际压力和幕后谈判导致逆转之前，这实际上等同于解散反对派领导的议会。

这一举动对反对派来说似乎是压垮了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每天都到街上，抗议政府并要求选举。民众与国家安全部队的对抗造成至少 50 人死亡。

^{一名抗议者试图在 2017 年 4 月 “所有游行之母” 期间阻挡警察。}

包括拉美政治领袖、大联盟棒球运动员、甚至长期对政治事务保持沉默的指挥家古斯塔沃·杜德梅尔（Venezuelan conductor Gustavo Dudamel），都站出来谴责政府的镇压行径。

但政府仍一意孤行。

4 月 19 日 “所有游行之母”（La madre de todas las marchas）活动中，抗议者遭到催泪瓦斯驱赶，并被推到加拉加斯污水横流的瓜伊雷河中，之后马杜罗转发了一张照片，指称他们是人类的粪便。5 月 2 日，他要求由他任命的非民主制宪大会制订新宪法，从而引发了进一步的危机。随着情况不断恶化，国家或许很快就会崩溃。

^{委内瑞拉从 1998 年至 2013 年的自由评级，数值越高代表越不自由。}

经验教训

委内瑞拉的不幸提供了一些教训。

在政治上，它表明自由公正的选举是必要的，但对民主来说是不够的：民主需要有效的公民参与、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平等。

同样，它也显示出国家能在威权、民主和混合政体之间轻易转换。像委内瑞拉这种民主化程度较低以及代表有限的国家，民主倒退的风险要高于那些选民具有很高政治效能和代表性的地方。

^{2004 年对查韦斯总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在经济上，这种经验为资源依赖危害性提供了案例，特别是在那些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的地方。石油拉动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却导致了一种不利于发展的依赖。

与许多依赖大宗商品的国家一样，该国的财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时候比许多人认为的更虚幻。这也表明，目前的油价上涨仅是缓和而非解决问题，因为同样的结构性问题将继续困扰着经济。依赖资源的国家需要找到摆脱资源诅咒恶性循环的方法，以建立他们的生产性经济。

最后，委内瑞拉的危机显示了教条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真正而即时的影响。世界上有很多依赖石油的弱势民主国家，但没有一个经历了委内瑞拉的这种内部崩溃。

查韦斯、马杜罗和统一社会主义党做出了（并继续做出）无谋的政治和经济决定。正如委内瑞拉目前严重的危机本可以避免深陷至此，其他地方也能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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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美国海军学院、美国海军部、美国国防部或美国政府的立场。

作者约翰·波加·赫西莫维奇（John Polga-Hecimovich）系美国海军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政治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拉美政治制度等。译者：刘沁。校对：周义元。中文编辑助理：陳牧謙。

约翰·波加·赫西莫维奇（John Polga-Hecimovich）

^{2014 年反对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抗议者，手背上写着 “自由”（libertad）。}

 读英文原文

读西班牙文

 

20 世纪 70 年代，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率在拉美地区是最高的，而不平等程度是最低的。石油繁荣使得委内瑞拉政府在 1974 年至 1979 年间财政支出（按绝对额）达到独立以来的高点。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大委内瑞拉（Gran Venezuela）的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中也是最高的。

委内瑞拉人有世界上最大的苏格兰威士忌消费量，中产阶级开着凯迪拉克和别克，挥霍的上等阶级则飞往迈阿密大肆购物，在那里他们被称为 “这我拿两个！”（dame dos）。政治方面，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曾是 1977 年拉美仅有的三个民主国家。

^{2010 年首都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广场鸟瞰图。}

但是，现在的委内瑞拉深陷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2016 年国家经济据估计缩减 18.6%，预计 2017 年将继续缩减 4.3% 至 6%。2016 年通货膨胀率估计为 290% 至 800%，同年 12 月委内瑞拉已成为拉美历史上第七个经历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尽管政府仍在尽最大努力继续支付，但 2017 年极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债务违约。

这场危机造成了惨重的生命代价：粮食和医药短缺，婴儿死亡率高涨，暴力犯罪率则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1980 年到 2015 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

因为卫生纸、牛奶、食用油、黄油和玉米粉（用于制作该国随处可见的玉米饼 arepas）等商品短缺，产生了许多现象：有专业排队者收取费用代人排队；有数字应用程序帮助居民搜寻稀缺物品；甚至，有怀孕的妇女在排队时候分娩；也有排队者对凶杀案件熟视无睹，平静的继续排队。

在过去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委内瑞拉人的体重平均减少约 19 磅，被戏称为 “马杜罗节食法”，以讽刺现任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

^{2015年示威抗议现场，民众在商店前大排长龙，以取得短缺的基本物资。}

公共卫生也一样糟糕。由于医院用完了进口抗生素、手术用品和医疗设备零配件，婴儿死亡率上升了 30%，产妇死亡率上涨 65%，2016 年疟疾感染率上涨 76%。已被认为灭绝的白喉也再次出现了。

据估计，自 1999 年以来已有 250 万人离境，如今委内瑞拉成为向美国提出避难申请的第一大国。与这些破坏性的事态同步发展的，还有这个国家已经从混合体制——一种把民主特质与专制政治结合起来的政治制度——演变成了纯粹的威权主义。政府推迟地方选举，并叫停了反对派于 2016 年 10 月发起的罢免总统马杜罗的公投。

此后，马杜罗企图解散国民大会，由此导致国际反对、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及同党党员的谴责。有分析人士担心，委内瑞拉可能已经处于内战的边缘。

^{卫生纸是委内瑞拉近年来匮乏的基本必需品之一。 2014 年的一张告示牌写着每人限购三包卫生纸。（左）。三个不同机构的数据，呈现了委内瑞拉从 1998 年至 2016 年的谋杀率（右）。}

这种异乎寻常的经济下滑和民主衰败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委内瑞拉陷入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的陷阱，该国富足的矿产资源并未推动发展，反而削弱了经济与社会的建设性发展。虽然委内瑞拉第四共和国（1958–1998）的民主是持久的，但其质量并不高：政党制度代表性有限，社会中许多部门未被纳入，最终导致了合法性危机。

于对经济形势的不满和对时任政权的不信任，选民在 1998 年投票给民粹主义者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

查韦斯彻底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却没有解决任何根本的政治或经济问题。此外，他花钱大手大脚，对自由民主态度矛盾，而且他与软弱的马杜罗经济管理不善，导致该国陷入如今的危机。

^{查韦斯总统在 1998 年当选总统之前迎接支持者（左）。 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查韦斯的精心挑选的继任者，在 2015 年穿着总统肩带（右）。}

石油依赖和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委内瑞拉外交官、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创始成员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Juan Pablo Pérez Alfonzo）预测，委内瑞拉对石油的依赖将使其陷入贫穷。在 70 年代的石油繁荣期间，他曾预言，“十年后，二十年后，你等着瞧；石油会带给我们毁灭……这是恶魔的排泄物。”

他的话应验了。

委内瑞拉的一些邻国也曾长期依赖单一商品出口，但后来出口逐渐多元化；而委内瑞拉则是一个食利型国家（地租型国家，rentier state），完全依赖石油及其衍生物的开采和出口。石油是国家最大的外汇来源，是财政部门最大的贡献者，也是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2016 年石油出口收入占全国 GDP 50% 以上，占出口总额近 96%。

^{1998 年至 2013 年委内瑞拉石油占出口总收入百分比（作者根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资料制作）。}

如此高度依赖导致了 “丰盛悖论”（paradox of plenty）或 “资源诅咒”，意指一个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国家反而很难促进发展。同时它还导致腐败，因为产生财富的人有限，而政府在分配财富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在代议制度薄弱的地方，石油繁荣——造成繁荣与发展的假象——在增加石油相关收益时，可能削弱政权稳定性，从而削弱国家能力。

这一切都已在委内瑞拉发生，石油依赖已经造成至少三个反复出现的问题。首先，石油依附国家很难将石油租金用于发展强大的国内生产部门。

自然资源开采的丰厚收入阻碍了对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然而基础设施有助于经济多样化发展。委内瑞拉的先哲早已认识到这一挑战。在一篇 1936 年的著名报纸专栏中，作家兼学者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Arturo Uslar Pietri）号召他的同胞们 “种植石油” （sembrar el petróleo），通过利用石油租金来增加国家的生产力、现代化和教育。

^{委内瑞拉知识分子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呼吁他的同胞用石油利润来发展国家和人民（左）。 1965 年至 2015 年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总值（灰色），消费总值（黑线）和出口总值（绿色）的图表（右）。}

领导人没能听从他的意见。相反，油价的小幅上涨一直在挫伤非石油行业的成长，这些部门在石油繁荣前的平均增长率为 3.3%，在石油繁荣后则变成 -2.8%。

这导致对石油收入的持续依赖，以牺牲其它行业为代价，并且使风险集中于一项不稳定的商品。如上图所示，石油依赖度从 1998 年以来便有所增长，石油所占出口从 2012 年的 70% 增加到 95% 以上，2016 年据报告为 96%。

第二，在石油繁荣时期，石油租金还可能导致对国外进口的依赖性增加，从而牺牲国内产业。

这是因为新发现的油田或石油价格迅速上涨会使外汇大量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导致货币升值，损害了其他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更加依赖相对便宜的进口货物。当石油收入飞涨时，进口额增加。

然而，当原油价格下跌和石油美元下跌时，正如现在的情形，政府进口货物就变得更加困难，1980 年代的情景、2012 年以来再次的商品短缺，便是如此。在现有条件下，委内瑞拉政府决定优先支付其主权债务，而不是进口更多的货物。

^{国营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2008 年，大楼外标语写着 “祖国，社会主义或是死亡”。}

资源诅咒的第三个后果是结构性腐败（endemic corruption）。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等外来租金的国家，能够开展大规模的公共支出计划，却不必制定财政制度来征税。结果，公民就减少了向政府问责的意识。

此外，当公民的代理人拥有垄断权力、能自由分配重要权利时，腐败的动机也会增加。委内瑞拉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公共部门的腐败至少可以追溯到 1958 年的民主化时期。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石油价格飞涨，对行政权力的横向制衡、以及对国营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A）的监管都有所减少。如今腐败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 1995 年至 2015 年委内瑞拉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较高的数值意味着更高的廉洁度，而数字越低越腐败（图表由作者制作）。}

腐败反映在透明国际关于委内瑞拉腐败感知指数的变化上。自 1995 年第一次调查以来，该国一直处于世界最腐败国家的前 10%。而在 2005 年以后该指数继续下跌，反映出民众对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保持清廉公正的信心逐渐减少。

军事，民主化和 “政党统治”（Partyarchy）

军政府传统、起步较晚的民主化以及民主代表性薄弱等政治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的危机。

^{作为解放者而闻名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是一名军事和政治人物，他在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巴拿马从西班牙的独立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左）。2014 年的一场阅兵式缅怀 2013 年去世的总统查韦斯（右）。}

独立英雄西蒙·玻利瓦尔说过：“厄瓜多尔是一个修道院，哥伦比亚是一所大学，而委内瑞拉是一座军营。” 事实上，委内瑞拉的武装部队一直是政治和国家建设的关键参与者。截至 1858 年胡利安·卡斯特罗（Julián Castro）的军事独裁统治为止，独立后所有的领导人都是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旧军官。

现役和退役军官交替掌权的情况，随着 1899 年光复革命而不再发生。此后直到 1945 年，国家先后遭到军官独裁统治：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Cipriano Castro，1899–1908 在任）; 胡安·比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1908–1935 在任）; 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Eleazar López Contreras，1935–1941 在任）; 以及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Isaías Medina Angarita，1941–1945 在任）。

^{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总统通过私军夺取政权后于 1899 至 1908 年统治委内瑞拉（左一）。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总统从他的前任手中夺取政权，并从 1908 年一直统治到 1935 年去世（左二）。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总统是他前任的战争部长（Ministro de Guerra），于 1935 年至 1941 年执政（左三）。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总统同样曾担任他前任的战争部长，从 1941 年统治委内瑞拉直到 1945 年（右）。}

委内瑞拉在民主行动党（Acción Democrática, AD）三年时期（el Trienio Adeco, 1945–1948）尝试进行民主选举，但此后很快又受到了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的独裁统治。在内战结束后，军队自视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关键机构。

军队干政意味着民主将迟到。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出现稳定的民主，要一直到 1958 年，委内瑞拉三个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社会基督教党（COPEI）和民主共和联盟（Unión Republicana Democrática, URD））的代表才正式签署了 “菲霍角协议” （Pact of Punto Fijo）。

^{“委内瑞拉民主之父” 罗缪勒·贝坦柯特总统（Rómulo Betancourt）在 1946 年投票（左）。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总统，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于 1952 年至 1958 年统治，在 1954 年接受美国大使弗莱彻·沃伦（Fletcher Warren）表彰（右）。}

该协议旨在通过选举、内阁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分享以及基本的政府组织规划来维系民主，令委内瑞拉活过了喧嚣的 60 年代、左翼游击队的威胁、以及颠覆国家的企图（由多米尼加共和国右翼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Rafael Leónidas Trujillo）谋划）。不过，在 60 年代民主共和联盟下台后，这份协议却使委内瑞拉的政治体制走向具有排他性的两党竞争制，由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两方争夺权力。

这种两党掌控政府的情形被迈克尔·科珀奇（Michael Coppedge）称为 “政党统治”（Partyarchy）：政府民有、党治、党享。其中，社会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采取了一种 “近乎病态的政治控制”，由此保证了稳定但牺牲了代表性。

两党统治依靠协商（concertación），他们或相互协调、或调合军事经济利益，以在重大政策上取得共识。通过庇护主义的方式，他们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有限的代表渠道进行合作，例如利益集团，媒体和法院。

^{从左至右，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乔维托·维尔巴（Jóvito Villalba）和罗缪勒·贝坦柯特在 1958 年签署菲霍角协议（左）。社会民主行动党（AD）的标志（右上）。社会基督教党的成员穿着象征该党的绿色衣服，在 2010 年前后一场市长竞选中游行（右下）。}

这些限制损害了体制。在 1980 年代，当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庇护主义能用的手段窮盡时，民众对两党和第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的支持逐渐减退。

如果考虑到石油依赖以及民主的僵化程度，委内瑞拉在 60和 70 年代的成就，看起来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当时委内瑞拉的人均 GDP、社会消费和生活质量都有所上升，而且避免了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其他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崩溃，但这些成果终究不是永续的。

这些政治经济状况的根本弱点，为 80 和 90 年代的危机埋下了伏笔，替该国滑向民粹主义、以及替 21 世纪初军队干政铺平了道路。

经济危机与政党统治的瓦解

随着油价在 80 年代初崩溃，经济形势是最先下跌的。高额公共债务、国际贷款的枯竭以及被高估的货币，导致了 1982 年和 1983 年初的大规模资本外逃。

1983 年 2 月 18 日、委内瑞拉人称黑色星期五的那天，政府实行货币管制来阻止通货膨胀（查韦斯在 20 年后也采取了这一措施）。一夜之间，购买力下降了将近 75%。

^{全球每桶原油价格在 1970 年到 2015 年间发生巨大波动（图表由作者创建）。}

政党统治也开始崩溃。

由于低油价以及国际债务利率上升的打击，委内瑞拉政府努力地筹集资金。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试图在 1989 年 2 月采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来解决问题，但这些措施只不过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由此导致了 2 月 27 日的抗议、骚乱与抢掠事件，造成数百平民死亡。

^{1989 年 2 月和 3 月上旬，警察在卡拉卡斯骚乱（Caracazo）后巡逻。}

随后，由陆军中校查韦斯组成的激进的左翼团体 “革命玻利瓦尔 200 运动”（MBR-200）加速了其政变规划。1992 年 2 月的政变尝试并不成功（同年 11 月空军的第二次政变尝试也没有成功），但它标志着菲霍角民主时代的结束。

90 年代紧接着发生了严重的体制危机：1993 年佩雷斯遭到弹劾，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1994–1999 在任）执政期间则有重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伴随而来的还有几十年来最低的国际原油价格。

查韦斯主义：自由民主的侵蚀与民粹主义经济学

政治门外汉出现的条件已经成熟。浮夸而富有魅力的查韦斯利用了选民对政治和经济现状的不满，在 1992 年的政变失败后变得全国闻名。

查韦斯的竞选政纲 “玻利瓦尔主义”（Bolivarianism）企图激进地重构国家，包括经济和政治主权、自给自足、民主社会主义和参与式民主等层面。他承诺将终结委内瑞拉不公正的政治经济体制。 除此之外，他还承诺建立一个制宪大会来修改委内瑞拉的宪法，并将玻利瓦尔主义写进法律。

^{2012 年查韦斯再次参选的竞选海报（左）。2013 年查韦斯总统穿戴着他标志性的红色贝雷帽和委内瑞拉国旗运动服（右）。}

作为一个政治门外汉，他声称他会终结公共部门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他承诺消除贫困，扩大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国家服务，并将这些被排斥的群体纳入政治进程。他的竞选策略得以奏效，因为他以 56.2% 的高票击败了保守派亨利克·萨拉斯·罗默（Henrique Salas Römer），并开始了他四个任期中的第一个。

当查韦斯在国民大会中拥有多数（有时是绝对多数）的支持时，他成为极端的人物，采取多数决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反对派的意见和价值观。

在他的煽动性言论中，他用弱小（escuálidos）、腐败的寡头、帝国主义走狗等词汇来诋毁政治对手。他将反动资产阶级成员称为小洋基佬（pitiyanquis），又将政治对手恩里克·卡普里莱斯（Henrique Capriles）称为 “下等的猪”。

斗争并不仅仅限于语言。2004 年，国民大会议员路易斯·塔斯科（Luis Tascón）公布了一份名单，包含了在 2003 年和 2004 年请愿罢免查韦斯的上百万委内瑞拉人，使政府开展了针对连署人的歧视措施。

在政治上，总统慢慢积累权力，逐渐消除了那些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制约：他限制法院的权力，用忠诚者填满军队的各个阶层，把军队融入政治，并完全解散了独立媒体。同时，在 2002 至 2003 年与他敌对的总罢工之后，他将国营石油公司内的反对派清除出去。在有利的经济形势下，他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反对派支离破碎。查韦斯先后在 2000 年、2006 年和 2012 年赢得了连任。

^{委内瑞拉的 GDP 在 1990 年至 2011 年期间上升，在查韦斯总统执政期间尤其如此（左）。 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委内瑞拉的街头小贩在 2006 年出售总统查韦斯的玩具模型，以及总统标志性的红色帽子（右）。}

但是，查韦斯对于民主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方便、而非出于坚定信念。当他 1992 年政变失败后，他才把选举作为一种通往权力的途径；此外，他很少容忍多元民主中必有的不同意见。

在他 2013 年去世时，委内瑞拉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独裁统治，而是一个混合政体，政治环境明显向执政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 PSUV）倾斜。

由于政治反对派的失败和经常分裂，自由民主遭受了许多困难。也许最目光短浅而有害的行动，莫过于 2002 年失败的军事政变，使查韦斯有机会质疑这个政治联盟的民主价值观，同时让他得以重组武装力量，将其变为更加偏重意识形态、忠于政权的机构。

2002 至 2003 年反政府大罢工也为他提供理由，解雇大约 18,000 名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员工；随后的抵制和示威活动，往往更有助于巩固政权，并展现了当局的强大优势。2005 年，五个主要反对党由于投票过程的争议退出国会选举，为查韦斯提供了五年的议会绝对多数票和全权制订法律的机会。

^{查韦斯总统在 2008 年一场委内瑞拉社会民主党会议上（左）。 2007 年一场集会庆祝查韦斯总统挺过政变行动五周年（右）。}

在经济上，执政党得到了油价激增的帮助，油价从 1999 年的每桶 10 美元上升到 2008 年的 140 多美元。手头宽裕的查韦斯因而得以制订雄心勃勃的国内外政策议程。政府的社会支出主要针对平民阶层，特别是透过 “社会使命”（misiones sociales）计划，为穷人提供卫生、教育和食品补贴等国家服务。

根据联合国 “人类发展指数”，2006 至 2011 年石油繁荣的高峰期，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全球第三快的速度提高。从 1999 年到 2009 年，贫困率下降，失业率从 14.5% 下降到 7.6%，人均 GDP 从 4,105 美元增长到 10,810 美元，婴儿死亡率从 1999 年的每 1000 名死亡 20 人下降到 2011 年每 1000 名死亡 13 人。

然而，这些改进大部分是短暂的。正如 70 年代的佩雷斯政府一样，查韦斯的经济改善掩盖了结构性的缺陷和深刻的民主赤字。

^{2004 年，社会使命课程在委内瑞拉北部教授阅读和写作（左）。 自 2003 年以来，委内瑞拉人处于赤贫状态的比例有所下降（右）。}

查韦斯并没有建立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也没有创造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来减少经济长期对于石油的依赖，而是继续在国内大肆花销，甚至以优惠的价格向国外出口石油以培育区域盟友。

他还做出了三项昂贵的政策决定：征收民营企业，实行外汇管制，并对许多基本必需品进行价格管制。 随着自 2011 年以来油价的下滑，政府能够进口的货物减少，这三项经济决策的结果是破坏性的。

其中第一个是对许多私营企业进行征用或国有化，包括石油、农业、金融、重工业、钢铁、电信、能源、交通运输和旅游业，这一进程在查韦斯 2007 年再次当选后尤为突出。政府在 2002 至 2006 年间仅仅征用了 15 家私营企业，而 2007 年至 2012 年期间这一数字达到了 1147 个。

^{查韦斯总统在 1990 年代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结盟，向古巴减价石油（左）。 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委内瑞拉总统于 2007 年签署了协议建立南方银行，这是一个货币基金和贷款机构，向南美左翼各国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支持（右）。}

影响是灾难性的。

征收不仅封闭了生产性部门，而且将其替代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同时还吓跑了投资者。国家征收私营企业破坏了生产部门，从而导致委内瑞拉更加依赖进口。

第二个持续存在问题的政策是外汇管制。为了迫使罢免案交付表决，反对派在 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2 月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大罢工，导致石油停产，产量下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

为了应对收入损失，查韦斯固定了当地玻利瓦尔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并授权政府批准或拒绝任何美元的购买或出售。这个手段是权宜之计，也是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随着美元的下滑，黑市对货币的需求激增，导致一些委内瑞拉人从事所谓的拉斯堡（rasbao）和其他形式的套利［譯按：透過信用卡申請美元，出國取得現金後再偷渡回國內黑市出售］。

目前马杜罗政府并未取消货币管制使汇率正常化，而是继续印制更多的钞票，进一步提高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下图对此做出了很好的展示：2003 年通货膨胀率触顶后下降，2009 年上涨，并且自那以后快速上涨。

^{1960 年至 2015 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作者创建的图表）。}

此外，由于外汇管制，私人公司不能进口所需的原材料。由于进口原材料的困难，普利司通（Bridgestone）、克利奥克（Clorox）、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等跨国公司已经退出了该国市场。

在 2016 年初，可口可乐公司因为缺糖，暂时停止了两家装瓶厂的生产。同时，该国最大的酿酒商 Cervecería Polar，由于没有收到进口大麦的外汇而无法生产啤酒。

第三个有害的经济政策，是政府对一系列食品和商品价格的严格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委内瑞拉一直保持对一些关键产品的价格控制，使得穷人能够负担得起基本生活必需品，但是价格控制从来没像查韦斯主义那样深入和广泛。

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将价格设定得如此之低，使得公司和生产者无法在货物上获利，从而导致了稀缺。结果，农民减少食物，制造商削减生产，零售商减少库存。政府的征收加剧了这个问题，因为一些商品如乳制品、糖和咖啡等，过去政府征收了这些私营企业、现在正在尝试营运，但匮乏是存在整个产业中。

^{无法获得足够的库存，2013 年许多这样的商店都是空的货架（左）。2014 年一些顾客在杂货店外排队，希望买到摊在外面为数不多的商品（右）。}

总而言之，当油价很高时，查韦斯制定了短期获益但长期亏损的经济决策。由于油价下跌，这些决定已经变得灾难性了。

尼古拉·马杜罗：从不好到更糟

查韦斯在 2013 年去世后，他所选择的继任者马杜罗在 2013 年 4 月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反对派民主团结圆桌会议（Democratic Unity Roundtable, MUD）联盟的亨利克·卡普里莱斯。个人魅力稍逊的马杜罗面临着油价下跌，支持率也因为已故的查韦斯的政策而低走，促使他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高级军官和压制异见联系在一起，使委内瑞拉从混合政体转变为彻底的威权主义政权。

^{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在 2013 年利用已故总统查韦斯的民众支持获得选票。标语内容：“查韦斯，我发誓，我投票给马杜罗”（上）。 在 2016 年，在查韦斯去世三周年之际，马杜罗穿着查韦斯的标志性运动服出席纪念已故总统的活动（下）。}

首先，军队正在马杜罗政权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是 “查韦斯主义实际上的下属机构”。在 2016 年 7 月被任命为国家粮食分配领导和人事协调主管以后，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诺·洛佩斯（General Vladimir Padrino López）已经成为该国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2002 年挫败政变以来，查韦斯将政府机构政治化，开展了一系列的清理行动和新的定期调动制度，提名关系密切的高级军官担任政府职务。

其他官员也被指控犯有贩毒和腐败行为。马杜罗认识到军队所拥有的巨大力量，以及他们需要通过维持现状维护的既得利益，是以将军队领导人提名至内阁，保护他们免于外国控诉，并在身边安插满军官。

尽管价格和外汇管制、征收和对粮食分配的控制等措施，产生了有有害的影响，但政府不愿改变路线。相反，马杜罗的回应是推出更多同类的政策。

总统的经济顾问在制造业和食品供应方面推行更多国家控制，而不是采用正统的宏观经济战略，如放松价格管制，解除复杂的货币兑换管制，或减少流通货币的数量。

^{委内瑞拉从 1960 年到 2015 年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作者制表）。}

此外，官员享有更为便捷获取美元的条件，因而这些受益于外汇兑换制度的官员几乎没有动力解除价格管制。而对查韦斯主义来说，考虑将之前征收和国有化的产业私有化，是绝不可接受的。这些迹象对 2015 年和 2016 年经济连续下行的委内瑞拉而言雪上加霜。

短期情况是严峻的。

石油行业状况不佳，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在 2017 年每桶成交价为 45–55 美元。然而由于损坏的设备遭到闲置，现有油井的产能远低于生产能力，生产量继续下滑。除非油价大幅反弹或政府获得新的信贷额度，否则委内瑞拉高达 100 亿美元的债务将面临违约。

在政治上，马杜罗采取了越来越多的镇压手段，对政治活动和异议表达的合法渠道加以阻挠或破坏，以此来紧紧抓住权力。他把批评和反对者关押为政治犯，把政府的公务员中在 2016 年支持罢免公投的人清除出队伍，并把大部分公安机关军事化。查韦斯去世时，有十几名政治拘留犯。如今，全国有超过 117 个。

^{反对拘捕抗议者的活动上，特别提到了受欢迎的政治人物雷欧波尔多·洛佩兹（Leopoldo Lopez），她在 2014 年被捕。（左上）。小孩示威者为她的政治犯母亲要求自由（右上）。 2014 年的一条横幅详细说明了委内瑞拉人为什么抗议：不安全，不公正，物资短缺，审查制度，暴力和腐败。底部的红色框表示：“抗议不是犯罪行为，是权利。”（下）。}

由于政府推迟了地方选举，并于 2016 年 10 月暂停了总统罢免公投，该国现在可归为专制国家。政治对话迄今未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解决或妥协方案。

相反，在 3 月 29 日，委内瑞拉最高法院（TSJ）宣布，只要民选的机构仍在 “蔑视法庭”（desacado），它就会承担国民大会的议会职能，在国际压力和幕后谈判导致逆转之前，这实际上等同于解散反对派领导的议会。

这一举动对反对派来说似乎是压垮了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每天都到街上，抗议政府并要求选举。民众与国家安全部队的对抗造成至少 50 人死亡。

^{一名抗议者试图在 2017 年 4 月 “所有游行之母” 期间阻挡警察。}

包括拉美政治领袖、大联盟棒球运动员、甚至长期对政治事务保持沉默的指挥家古斯塔沃·杜德梅尔（Venezuelan conductor Gustavo Dudamel），都站出来谴责政府的镇压行径。

但政府仍一意孤行。

4 月 19 日 “所有游行之母”（La madre de todas las marchas）活动中，抗议者遭到催泪瓦斯驱赶，并被推到加拉加斯污水横流的瓜伊雷河中，之后马杜罗转发了一张照片，指称他们是人类的粪便。5 月 2 日，他要求由他任命的非民主制宪大会制订新宪法，从而引发了进一步的危机。随着情况不断恶化，国家或许很快就会崩溃。

^{委内瑞拉从 1998 年至 2013 年的自由评级，数值越高代表越不自由。}

经验教训

委内瑞拉的不幸提供了一些教训。

在政治上，它表明自由公正的选举是必要的，但对民主来说是不够的：民主需要有效的公民参与、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平等。

同样，它也显示出国家能在威权、民主和混合政体之间轻易转换。像委内瑞拉这种民主化程度较低以及代表有限的国家，民主倒退的风险要高于那些选民具有很高政治效能和代表性的地方。

^{2004 年对查韦斯总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在经济上，这种经验为资源依赖危害性提供了案例，特别是在那些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的地方。石油拉动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却导致了一种不利于发展的依赖。

与许多依赖大宗商品的国家一样，该国的财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时候比许多人认为的更虚幻。这也表明，目前的油价上涨仅是缓和而非解决问题，因为同样的结构性问题将继续困扰着经济。依赖资源的国家需要找到摆脱资源诅咒恶性循环的方法，以建立他们的生产性经济。

最后，委内瑞拉的危机显示了教条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真正而即时的影响。世界上有很多依赖石油的弱势民主国家，但没有一个经历了委内瑞拉的这种内部崩溃。

查韦斯、马杜罗和统一社会主义党做出了（并继续做出）无谋的政治和经济决定。正如委内瑞拉目前严重的危机本可以避免深陷至此，其他地方也能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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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美国海军学院、美国海军部、美国国防部或美国政府的立场。

作者约翰·波加·赫西莫维奇（John Polga-Hecimovich）系美国海军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政治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拉美政治制度等。译者：刘沁。校对：周义元。中文编辑助理：陳牧謙。